5月2日,曼谷街头。红衫军民众不知道集会要到何时,警察也不知道执勤要到何时。
“五一”劳动节的三天假期,泰国总理阿披实一点也没闲着,一会儿在泰国第11兵团营地开内阁会,一会儿到国会与议员争辩当前局势。
此前,他一面被“红衫军”认为利用军队滥杀无辜,一面被普通民众定义为恢复社会秩序“不作为”。
5月3日晚,阿披实终于发表电视讲话,推出与“红衫军”政治和解的“路线图”。“红衫军已经同意接受政府的5条和解路线图。”泰国政府发言人帕尼坦4日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不过“红衫军”领导人随即说,在阿披实宣布解散国会的具体时间前,“红衫军”不会解散。
从到国会门口泼血,再占据曼谷商业街,三次与政府流血冲突,强行搜查朱拉隆功医院,号称来自底层农民的“红衫军”,已经彻底把泰国人的社会生活绑架在自己的诉求之中。
在民主尚不完善、法治不甚健全的情况下,自由表达导致的街头政治泛滥,又将把泰国推向何处?
终于各退一步
5月2日中午1时,站在“红衫军”设置的路障旁,十几个泰国警察背向已经被“红衫军”占领的道路,面朝是隆商业街。他们戴头盔,穿防弹衣,在钢化玻璃盾牌后、35摄氏度的高温下,已经当值两个多小时。
当了16年警察的队长坦布,很难看出墨镜后的表情,显得严肃。他必须始终戴着耳机,以便实时获取上级指令。
路口有情况。坦布发觉几十个“红衫军”的人突然冒出来,他们爬上汽车轮胎、竹竿以及绳子组成的路障,开始拆除。
没有接到指令,坦布和所有的警察并未动作,只是看着。
“红衫军”的人数越来越多,不过分工明确,谁拆绳子,谁拔竹竿,谁把轮胎运到另一边,去加固那些“工事”,井然有序。
正在指挥的“红衫军”成员也叫他信,他与一个普通泰国乡下人几乎无异:黑头巾、黑马甲、破旧的蓝色牛仔裤,只有T恤领口的一抹“红色”。
经过几次暴力冲突后,为了自保,多数“红衫军”已经放弃了他们引以为傲的红色,改穿寻常百姓的衣服,只是黝黑的皮肤和憨厚的神情显示出:他们来自农村。
5月2日,在曼谷金融街口,他信以及他的乡亲们,清除了阻碍进出朱拉隆功医院的部分路障,开辟出两条可进出医院正门的道路。“我们是遵照领导人的命令行事,因为红衫军已经和警察达成了妥协,双方各退一步。”他信对本报记者说。
此前,他们刚刚与军警发生了一次小规模冲突。4月29日晚,因为怀疑有军人驻扎,大约100名“红衫军”强行闯入医院搜查,无果。
这样的举动不可避免地进一步招致了民怨。4月30日,永·多集拉干不得不说:“我代表所有(‘红衫军’)领导人,向民众和朱拉隆功医院表示歉意。”
现场的警察,或者戴着红色的围巾,或者别着绿色的布条——不同颜色表示他们来自泰国不同省份,此次特意赶来支援首都治安。
除了警棍和盾牌,警察并没有配备武器。“但是我们穿了防弹衣,因为示威人员是有武器的。”队长坦布对南方周末记者强调,“如果发生冲突,警察撤退,军队会过来。”
窄巷子里的军队
沿着是隆路一直往前走30米,转进一条窄巷子,在巷口隐秘处,就会发现坦布所指的军队。
一般情况下,巷口与主干道交接处有两名士兵把守,他们配备两支枪:一支打橡皮子弹,手中常握;另一支是真枪,挂在背后。至于枪里到底有没有子弹时,队长说“不便透露”。
无论怎样,在“红衫军”看来,政府正是在“利用军队杀害平民百姓”。
在泰国南部经营橡胶园的哈迪,掀起裤腿指着一处伤疤对本报记者说:“这就是4月10日冲突时,被政府的人击中的。”
从3月14日红衫军走上街头示威第一天开始,哈迪就坐火车来到了曼谷。无所事事的上午,哈迪常常与几个同乡在拉差巴颂路口——“红衫军”集会地点——的后面,躺着睡觉。
哈迪在曼谷的栖身之处,其实就是一个20平方米的简易凉篷,几张席子一铺,旁边锅碗瓢盆加上洗漱器具,炎热的天气引来不少苍蝇。旁边,一些防水布围成了他们的“澡堂”。
这其实是泰国乡下生活的最典型写照,但出现在曼谷最繁华的商业街上,有人觉得这是“红衫军”示威的某种悲情。
对于千辛万苦来曼谷的动机,哈迪说不出更多理由,他只是说,“要是这里示威太久了,他就回家让妻子来换他”。事实上,更多前来抗议的“红衫军”,只是将其诉求定义为“总理下台,重新选举”,至于为什么要提出这些要求,他们同样说不清。
拉差巴颂路口的商场前,坐着另一批“红衫军”,他们是曼谷当地的市民,衣着相对整洁,面目也清爽许多。他们三五成群地坐在阴凉处,打牌聊天。
在当地做生意的阿琼,每天都会跟一辆专车过来。开车的人是一个老伯,每天早上他四处接上二十几个人前往此地。“来了之后便以休息为主,看情况参加红衫军的抗议活动。”阿琼对本报记者说。“主要是来充个人数,让政府知道有这么多人对政府不满。”阿琼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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