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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女工调查:性生活逼仄 厂区"一夫多妻"多

东莞女工调查:性生活逼仄 厂区"一夫多妻"多







性与生活
  当男工的“被窝子”需求一再进入公众视野,女工们面对性问题时仍然难以启齿。由于性别的原因,这是一种集体羞怯和沉默。在制造业发达的东莞,男女比例长期失调,在普通人眼中,她们只是流水线上的一颗颗螺丝钉,很少有人会顾及到她们“那方面”的问题;然而她们毕竟是女性,她们有爱情、背叛、欺骗、性需要。

  A
  厂区的“一夫多妻”现象
  女工小芳的男朋友有三个女朋友,并且她们彼此都知道对方的存在。
  女工小芳的男朋友有三个女朋友,并且她们彼此都知道对方的存在。
  她的男友是个来自四川的普通男工,名叫李兵,由于关系的复杂,小琴和“对方”的故事,我们权且让李兵代言。
  李兵貌不出众,在东莞务工十年。2008年一年内,李兵在东莞长安上沙科技园同时和三个女工交往并发生关系,一个同居,一个恋爱,一个情人。“她们互相都知道的。”李兵称自己对三个女孩都十分坦诚。最初李兵只有一个固定的女朋友,是名“90后”女工。交往四个月后,在2008年春节前的厂区舞会上,李兵结识了在科技园某电子厂工作的第二个女朋友,不久同居。“第三个女孩也是在附近打工,见她总是闷闷不乐的,我就去和她聊聊天,谁料她提出要和我交往。我对她说,‘我已经有两个女朋友了,不能再有第三个了,只能做情人。’她同意了。”
  “那段时间挺混乱的,开始时前两个女朋友还不知道,等她们慢慢察觉了,问我,我就如实说了。结果她们不但没离开我,反而对我加倍地好。”三个女孩对一个男友展开竞争,李兵记得,至少有两个女孩是想嫁给他的。在他这里,一切都自然而然,“厂区里女孩子多,离家在外都挺孤单的,我从厚街到长安工作十年了,懂女孩子心思,真的对她们都很好。”
  同李兵一样的男工并不少见。在记者走访的一些厂区里,男工同时与几个女工交往并发生关系被认为是件“正常的事”。在厚街白濠村,间杂林立着众多的塑胶厂、鞋厂、拉链厂,多数工人因为籍贯住在了一起。四川籍男工小林毫不避讳地对记者说,“我也就三个女朋友,很正常嘛 , 出 来 混 的 , 谁 不 是这样?”在他和他相熟的四川同乡之间,这并不是秘密,“几个哥们都这样啊,‘一夫多妻’稀松平常,这个厂一个(女朋友),那个厂一个(女朋友),年轻漂亮的厂妹多得是,单纯又好把,干嘛不多要几个?谁要是只有一个女朋友,就太丢人了,会被笑话死的。”
  小林的逻辑是,“反正大家都年轻,还能玩几年,到了差不多的年纪,女孩子都回家结婚了,照样做良家妇女。”
  这个逻辑背后有这样一组数据:广东省妇女维权站东莞站调查数据显示,60.5%的女工表示在东莞务工是为了赚钱养家,多数女工未来仍会选择返乡结婚或创业。广东省妇女维权站东莞站长刘秀连常期接触各类女工,她认为,女工们普遍比较单纯,工厂里年轻人聚在一起,许多女工会很轻易地与男性交往和发生关系。但是女工同时呈现出很极端的另一面,从第一代女工延续到当今女工的传统观念是,多数人最终仍然愿意选择“知根知底”的同乡人结婚。因此女工的选择既轻易又传统,就跟“一夫多妻”的现实一样令人难解。
  B
  女工流水线赚钱“养”男友
  现实是男人不一定找得到工作,而女工却不可能不找男朋友。
  初春的一个中午,南城区赵屋街街南村一巷,来来往往的女工挂着胸卡,操着各地方言,行色匆匆。这个著名的城中村吸纳了附近某大型电子厂的数千女工及家眷,出租屋向租客开出苛刻的入住条件:该电子厂工作证及结婚证书。
  老李是其中的一名租客,他住在这里的理由是他的妻子是该电子厂女工。“现在房租和寄给老家的开销,全部靠她一个人,我现在是靠老婆养着。”这已经是老李在莞务工的第十个年头,由于中途返乡失去工作,从2009年末至今,老李开始陆续面试,至今仍没找到令他满意的工厂。
  阿义是老李的同乡,1990年生,外表俊朗。这个年轻人毫不避讳地承认,来东莞就是为了娶个媳妇回家,“你不知道吗?在我们村子里娶个媳妇要花3万的彩礼钱,这里女孩子多,不要钱。”他没找错地方。赵屋街附近的这个大型电子厂拥有2万名女工,阿义2009年末到东莞,一直没有正经地工作,却不出意料地收获了一个女友。提到女友,阿义乐滋滋地翻出钱夹里大头贴给记者看,女孩就是电子厂女工,河南人。虽然生活开销由女友负担,但阿义仍打算不久就带女友回老家结婚。
  这样的事例并不罕见。在东莞长安某电子厂工作的小琴,也曾以微薄的工资“养”过一个男友。小琴是重庆万州人,1984年生,2008年春节前厂区舞会上,沉默寡言的小琴结识了在超市工作的前男友,开始了没有底线的付出。超市的收入要比工厂低得多,小琴月入2000多元,十分节俭,对男友却十分大方,“只要看到他钱包里的钱少于200块,就会马上塞几百块钱进去,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却带男友去肯德基和真功夫,只要他喜欢吃,都马上买给他。”小琴说,那时她是期待嫁给这个男友的,但男方却还和其他的女孩子有来往,小琴只能不停地花钱,加倍地对他好。
  午后,是大批女工们回到工厂上班的时间,换上工作服、戴上帽子手套和口罩,进入生产线。该大型电子厂人事经理王某说,厂里的女工中有一半在厂外租房,多数都是已婚或同居,不少女工的确“养”着一个男友,这并不是一个贬义词。
  本报东莞女工生存状态调查问卷结果显示,70%以上的女工认为,女性较男性更容易找到工作;却有42.5%的女工认为,工厂管理会制约她们私生活的自由,长期呆在流水线上,也使女工很少有机会接触工厂外面的人。而在这间工厂内部,女工与男工的比例是8:2,女工甚至超过80%。王某说,“女工找不到恋爱对象,是现实的问题。说‘养’男友或许不好听,但现实是男人不一定找得到工作,而女工却不可能不找男朋友。”

  C
  那尴尬逼仄的性生活
  晚上没法过(性生活),只能白天喽。让另外一对出去转转,吃个饭逛个超市,剩下的两个就可以解决了。
  厚街镇桥头村一个不足20平米的出租屋里,挂起一块碎花布帘。在帘子的两侧,蜗居着两对20岁出头的年轻工厂情侣。
  星期天,美兰和男朋友一早醒来,简单梳洗了一下,对帘子另一头的情侣说,“我们出去转转,大概中午回来。”想想又补了一句,“两个小时以内不会回来。”在合租的一年时间里,两对情侣就是靠这种默契解决性生活。
  美兰和男朋友在厚街桥头一间工厂打工,收入不多,每月300元的房租都是压力。他们俩把原本单间的出租屋划出一半的空间,与另一对情侣合住。两对血气方刚的情侣,窘迫地开始了四人的同居生活。晚上两对情侣拉上帘子,睡在各自的床上。别说过正常的性生活,大夏天的在没空调的屋子里,两个女孩要裹得严严实实地睡觉。美兰的男朋友说,“晚上没法过(性生活),只能白天喽。让另外一对出去转转,吃个饭逛个超市,剩下的两个就可以解决了。”几个月下来,这两对年轻人都形成了一种默契,每隔两三天,他们中的一对就会主动出门,告知回来的时间,回来之前还会打电话通知对方。
  这种默契持续得并不久,美兰已经无法忍受,“这种合租继续下去我会疯掉的!”
  事实上,为了让工厂情侣不再尴尬,2005年开始就有东莞企业开设“夫妻房”宿舍,时至今日,更多的企业纷纷以“夫妻房”为筹码,缓解民工荒。陈波夫妇几个月前就住进这样的一间宿舍。
  “我们也曾在厂外租房住过几个月,一个月400元,二人世界当然舒服,不过一到交租就觉得心疼,后来还是搬回工厂。”“所谓‘夫妻房’,也就是一个小单间,只几平米大,以前是一间大宿舍分割出来的,有些房间顶是空的,这边说话隔壁房都能听见。就是这样一个简易的方格间,为陈波夫妇提供了一个不需要付费的私人空间。由于房间完全不隔音,夫妻生活只有处处小心,担心隔壁听见。“时间长了也就不觉得那么尴尬了,别太大动作、太过频繁就行。”
  然而,陈波老夫妇仍然幸运,与在莞务工的夫妻数量相比,东莞企业设置的“夫妻房”数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D
  爱情和单纯让她们屡受伤害
  不足一年半的时间里,李丽恋爱三次,失恋三次,三次怀孕,三次流产。
  寮步某厂区的李丽在东莞完成了一次痛苦的成人礼。三年前,18岁的李丽离开河南老家,跟随姑姐来到东莞,进入寮步该工厂务工。不久,单纯的李丽燃起了对爱情的憧憬,然而等待她的却是一次次的绝望。2007年至2009年间,不足一年半的时间里,李丽恋爱三次,失恋三次,三次怀孕,三次流产。
  2007年春,刚刚工作不久,李丽就与同厂务工的一个20岁男工陷入热恋。像所有的女孩子一样,李丽爱情充满了对花哨时装一样的好奇,并在厂区附近的出租房里,完成了她认为是爱的过程。这个时候,她甚至不知道与男性发生关系需要采取避孕措施。不久后,李丽与男友分手,同一时间,她怀孕了。“他给我200元,一个姐妹带我去一家小诊所做了(人工流产),花了60多(元),很痛。这时我恨死这个男的了。”
  这是李丽人生中第一恋爱,失恋的痛苦令她无暇思考悲剧的原因。在感情低落期,同厂一个Q C质量管理组长对李丽表现出无微不至的关怀。并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使李丽再次失恋和怀孕。这次,李丽得到来自男方的2000元,躺上无痛流产的手术台。据李丽说,“组长本来已经带我回广东某市的老家了,但他的家人不同意我们交往,嫌我学历低,只是个打工的。”挫败的感情像麻药一样麻醉了她,数月后,在一个酒醉后蹦迪的夜晚,绝望的李丽与一名迪厅结识的男子发生关系,并不幸地经历又一次怀孕和流产。
  “李丽”们的遭遇令东莞市南城区某妇产医院的副主任医师秦文丽感叹,“这些女孩子让人心痛!”在秦文丽曾接诊的病人中,有30%以上是工厂女工,“有一些女孩子要做人流手术,白天上班不敢请假,要夜里来做。更有相当一部分女孩,怀孕4个月才来医院,这种情况需要做引产,对身体伤害很大。”
  本报针对女工性知识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性生活的女工中,有超过10%受访女工表示从不采取避孕措施。据广东省妇女维权站的信息显示,女工未婚同居,孕后遭到抛弃占据相当高的比例,维权站站长刘秀连认为,年轻的女工单纯而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她们大多率性而为,对现实缺乏考虑。”
  (文中受访工人皆为化名)
  调查结果
  在接受调查的200名女工中,在性生活的频率、性伴侣的数量、以及避孕方式等多项调查中,对避孕方式的选择最令人忧虑。其中,选择“安全套”这一目前被认为最安全有效的避孕方式的仅占22%,还有6%的人采取事后避孕的方法。不采取避孕措施的占8.5%,还有40%的人选择其他避孕方式。

  (受访女工200名,成功回收问卷20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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