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还有讲真话的么？

[导读]“讲真话”，这个兼具道德、政治、思想多种内涵，色彩斑斓的词组，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经历怎样的嬗变，又折射出怎样的社会生态，官场规则，观念变迁？对于我们建设有尊严的生活有什么意义？



谁在讲真话
全国政协常委张维庆一句：当高官20年“觉得讲真话越来越难”，成为今年全国“两会”一大焦点。接着，全国人大常委牟新生也表达了同感。
这些年，历届“两会”不乏“炮手”代表、委员的灼灼言论，他们也获得了场外的阵阵喝彩声。敢言者，如“盼望阳光财政，头发掉光了，也要坚持提下去”的蒋洪委员，抨击“垄断国企领导权力过大”、不改本色的原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逼问教育厅长“想不想改，敢不敢改”的浙江省长吕祖善??而民间的自觉者如白岩松，在领取电视界的褒奖时却不怕得罪人的直言：中国电视的发展取决于现在的既得利益者；自嘲在“挨打榜”上排名第三的任志强，即便收到“领导来电让闭嘴”，仍旧继续显摆着他自以为正确的观点??
“讲真话”，这样一件本属常识范围的事情，为什么此番竟惹来纵谈国事的代表、委员，乃至场外人士捧场热论？这三个看似直白平淡，却兼具道德、政治、思想等多种内涵的文字，在我们社会的变迁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嬗变，又折射出怎样的社会生态，官场规则？对于我们建设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有什么意义？
在“任志强”三个字演绎成为当下社会一台大戏的背后，当民间呼吁“官员向任志强学习”的时候，我们该思考自己的基本信仰是否在流失、自我的价值底线在哪里？
“讲真话”为什么这样热？
“讲真话”，这个兼具道德、政治、思想等多种内涵，因而色彩斑斓的词组，在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经历着怎样的嬗变，又折射出怎样的社会生态，官场规则，观念变迁？对于我们建设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有什么意义？
                                                                     南都周刊记者_谢海涛


2010年全国“两会”结束已近两周，关于“讲真话”的讨论似乎仍在民间激荡。
此次“推手”有二：先是3月5日，全国政协常委张维庆，在近20分钟的讲话里，厉批官场八大歪风：腐败，买官卖官愈演愈烈；官场零规则和潜规则双轨运行……再是3月12日，全国政协委员、广州市政协主席朱振中，再批三大斜气：搞形式，唱高调，耍花架子……短短5分钟，万人大礼堂掌声响起11次。
与两委员“讲真话”揭批时弊对应的是，“我爱国，我不添乱，从不反对或弃权”的倪萍委员，以及“从来没有投过反对票”的“终身人大代表”申纪兰，则激起舆论的激烈质疑。 《东方早报》一篇评论称：当申纪兰们千篇一律地自动举起了手，民意与代表制度就出现危险的脱节。从不投反对票的人大代表，不仅是对选民的不负责，还在危害制度的根基。
而中新社记者走访了近20名全国人大代表，“发现绝大多数代表认为讲真话其实并不难”。
似乎，“讲真话”在当前的现实语境中，成了一个罗生门般的问题。而历数近年“两会”， 在“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氛围中，虽不乏轰动之语，但像此次关于“讲真话”，这样本属常识范围的事情，引来如此滔滔热论，似不多见。早些时候，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在2007年4月刊发了题为《怎样让领导人听到真话实是大事要事》的文章。其背后意味, 发人深思。
“讲真话”为什么这样热？这个兼具道德、政治、思想等多种内涵，因而色彩斑斓的词组，在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经历着怎样的嬗变，又折射出怎样的社会生态，官场规则，观念变迁？对于我们建设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有什么意义？
讲真话是解放思想的起点
从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意义上来说，新中国的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思想解放史。而讲真话是思想解放的反映，也是解放思想的起点。
改革之初, “讲真话”是和林昭、遇罗克、张志新、王申酉、李九莲、顾准等一系列难以忘记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他们代表了一个特殊时期中国人的精神高度。
其后是巴金，于晚年痛写《真话集》（《随想录》第三集），提倡讲真话，以对自己毫不留情的解剖与忏悔，开启对那一场噩梦的反思，在危难时代为中国人找到了重建灵魂的出发点，良知救治和社会进步的起点。
“而中国人的思想解放史，有着一脉相承的主题，扩大社会和民众的自主空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扩大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的自由”。而讲真话，则意味着这个国家正逐渐打破意识形态的迷瘴，正视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重返人类文明发展的主流方向上：
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战胜“两个凡是”，改革开放的第一次思想解放，冲破了个人崇拜的藩篱。
1992年，姓社和姓资的争论禁锢着人们的头脑，束缚着人们的手脚时，邓小平南巡，明确提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由此“东方风来满眼春”，第二次思想解放冲破了计划经济崇拜。
1997年，江泽民“五二九”讲话，解除了姓公姓私的疑惑，冲破了所有制崇拜。
讲真话是公民意识觉醒的表现
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世情、国情都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各种不同利益主体围绕着改革进行的博弈，不断重构着新的利益格局。而官场讲真话难的困境，在这种背景下被聚焦，于是，就有了全国“两会”上的热议。
全国人大常委、原海关总署署长牟新生，把讲真话难的原因归结为：一是改革开放成就很大，但社会发展不平衡，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不协调，这是根本问题；二是中国几千年的皇权意识作怪，官本位的思想太厉害。
破解真话困境，已成为各级政府提高执政能力必须突出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随着政府从全能型向服务型的转变，政府改革势必要确立起“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满足民众对于政府的要求和期待。只有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才能深邃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提倡讲真话，才能听到真话，了解实情，这是决策的前提。
贵州瓮安事件后，省委书记石宗源痛定思痛：“瓮安不安，老百姓不敢讲真话，是我们的责任。”可以作为注脚。
真话难讲，并不局限于官场。过往岁月，官员与既得利益阶层在重大事件中的不肯讲真话，曾屡被披露。从2004年的“郎顾之争”中利益集团的表现，到网络间呼吁“官员向任志强学习”，到各地矿难瞒报事件等，无不在损毁着政府公信力和人民利益。
国家之外是社会。30余年改革开放，中国得益于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的变革，由封闭而开放，经历了一个重新发现社会的过程，一个以人为本、重视民意、尊重人权、集中民智的过程。在一个成长的公民社会里，讲真话又是和公民意识觉醒联系在一起的。而从寻求人类自由、权利和尊严的意义上讲，“讲真话”提供了一条公民的底线。
少年才子韩寒，是这个时代涌现出来的“真话英雄”。这个被称为“下一个鲁迅”的80后作家、赛车手，以博客为阵地，激昂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那将近3亿的点击量背后，是一个形象新颖的人道主义者在发出自由的波长。”
学者周云说：韩寒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归根到底还是他一直在坚持讲真话，至少是坚持讲自己认为的真话。而所谓“信韩寒，得永生”的戏称，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公众间对于真实的渴求。
韩寒的背后，是无数权利意识觉醒的公民在成长，网络空间成为他们说出真相，参与公共事件的平台。
在一个被戏称为“被时代”的今天，就私人权利讲真话，就是维护自己的利益，所谓“生活在真实中”，说出真相，行使“无权者的权力”；就公共事件讲真话，则意味着公民的参与：从厦门PX项目事件、孙志刚事件 、“黑砖窑”事件、“华南虎”事件、“躲猫猫”事件、 “天价香烟”事件……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相信，讲真话，通过有序地参与，形成合力，可以博弈滥权，发难腐败。
对此，政治学者俞可平指出，公民参与是民主政治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实现善治的必要条件。
幸福而有尊严地活着
“《随想录》出版后，我读了受到极大的震撼，感到那是一部写真话的着作。”2006年，温家宝总理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同文学艺术家谈心时，如是说。
学者杨天石有感于此，在发表于《学习时报》的一篇文章中认为，怎样让人民讲真话，怎样让领导人听到真话，实在是一件大事、要事！
而与领导的开明相比，“讲真话”更需要相应的制度环境。所谓提倡讲真话，不过是呼吁回归与落实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
就在张维庆论及“讲真话难”的当天，温家宝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同时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此前，在曾为改革开放“杀开一条血路”的广东，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新一轮风潮。2008年1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第十届广东政协会议上说：“要让领导同志讲真话不讲套话，讲实话不讲空话，讲有感而发的话不讲照本宣科的话，就必须允许他讲不准确的话，或者是允许他讲错话！”
《南方周末》的相关评论称：营造一个“宽厚、宽容、宽松”的舆论环境，是解放思想的首要急务。一部世界历史告诉我们，一旦言无不尽，人类的智慧就很容易充分涌流，就很容易导入社会治理之中，从而为社会健康发展提供强大的智力保障。
2010年初，在“两会”之外，一个“讲真话”的新个案是张朝阳。这个一向被认为“听话”的搜狐老大，在中国新视角高峰论坛演讲中忽然发难，指责“不完全的市场经济无时无刻不在妨碍竞争”；他呼吁“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和对公平性的追根问底”，否则发展的就可能是“权贵资本主义”。据说，他在演讲时，网管部门的意识形态官员就坐在下面。
张朝阳的转变似乎是一个象征。他的演讲开篇颇为引人深思：2049年，中国人是否都能幸福而有尊严地活着，是否在美国人面前很有面子，中国是否能赢得尊重，这些全都与现在有关系，与每个人有关系，在现在与2049年的幸福生活之间还有很多障碍，能否到达光辉的彼岸，与我们现在是愚蠢还是聪明地做出选择，有至关重要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