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志强：我没有聚众淫乱

　　她们有一伙人经常在一起跳舞，都是军区、省委、市委的高干子女。他们经常跳，贴面舞，今天他家明天你家，到了就说：“跳舞吧。”音乐一放，窗帘一拉。后来我听说邻居的举报里把我们说得很难听，说我们借跳舞群居、一大堆男男女女拉着窗帘，乱搞不正当男女关系、跳光屁股舞等等。但我可以发誓，我们只是跳跳贴面舞，千真万确。

　　姑娘小C，也是部队领导的女儿，她借贴面在我耳朵边说：明天上我们家去吧，我家没人……门一开，一进房，她就把我抱住了，当然，我也抱住了她。我不知道我们后来是怎么滚到床上去的。

　　迟志强跟这些高干子弟在一起混了一个星期，老大姐和小C，都发生在这一个星期里。还有一次，我们3个男青年一块儿，开着红旗轿车，到紫金山，一人带一个姑娘，牵着手，抱上车，在红旗轿车里，一人腿上坐一个。不过是坐了一下大腿——这就是后来报纸渲染成的“聚众淫乱”。

　　他们俩兴奋地看着我：你不是电影明星吗？你怎么也进来了？他们两个人：一个的罪名是偷看女厕所，判了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另一个因为强行搂抱女青年，判了4年。

迟志强

　　迟志强把沙滩黄色的本田吉普车停在自家车库门前。这是杭州某度假村附近的连排别墅。他笑着过来了，见了姑娘，一律叫“妹妹”，见了男同胞，都是“兄弟”。他给妹妹倒咖啡，给兄弟拿香烟，听说其中一个来给他拍照的妹妹是浙江某影视公司的摄影师，他马上来了兴趣，问最近拍了些什么戏，戏里都有谁。

　　妹妹报了一串名字，他听得很入神：认识，都认识，李幼斌嘛，我俩同岁，他出道比我晚，我俩好着呢。

　　他接着打听李幼斌这部电视剧的片酬(“大概几百万吧。”)，打听明年影视公司还有什么拍摄计划(“明年我们要拍《东方红》，在央视播。”)，打听该影视公司老板的姓名和家乡……“你回去跟你们老总说，就说强哥祝贺他新戏拍摄成功，强哥现在也在杭州，以后看有没有机会合作。”

　　他有戏瘾，兜兜转转，戒不掉。陈佩斯问他，“强子，拍了那么多戏，不腻啊？我是拍得够够的了，你还拍不够？”他笑，“够了，够了。”但是心里，夜深人静，老有一个声音跳出来，“不够，我不够！一个人的演艺生命不该就这么完结。”毕竟，他是在最高点上戛然而止的。

　　“我老吗？我看起来是不是很胖？”他坐在你对面，抚着自己略略松弛的两腮，有点焦虑地咨询你对他的感受。他的眉眼，依然有英俊的影子，但他毕竟是50岁了。常州有家影视公司找他出演电视剧，大约年后开拍，他演其中一个知青，因为形象跟不上，得找个年轻演员演他的青年期，他演回城后艰苦奋斗那一段。对他的角色来说，他稍微胖了点，他现在常常省略午餐，希望能迅速减掉20斤。

　　老大姐比我大10岁

　　迟志强的名片颜色很鲜艳，名片下方印着一排电影胶片，每张胶片上都是他的脸，名片上的头衔是：“朋友：迟志强”。名片反过来：“长春电影制片厂”。

　　这是他最在意的两个标签：长影厂，朋友。

　　他生性和善，重情义，熟悉他的都知道，此人心软，软得不行。很小的时候，在外面看见要饭的，他跑回家，把锅上蒸的一屉馒头都端出去，“给你吃吧。”回家自己挨一顿揍——那是个吃食金贵的年代，自己家兄弟4个都吃不饱。班上的同学家境苦，他把自己的铅笔双手捧给人家，“送给你吧。”他妈妈从小给他起了个外号，“中央不是有领导人叫宋任穷吗，我看你是‘送人穷’！”

　　到现在，“送人穷”脾气没改，歌舞团里的小年轻打麻将，输了1万，垂头丧气，他把人叫过来，训一通，“你自己一个月就800工资，你有什么资格打那么大的？”训完了，心软，“算了算了，这钱强哥给你拿上吧，下次不许赌了。”迟志强拿了1万5千块，小青年领受了，诺诺而去。

　　团里两个跳舞的小姑娘一起汇款回家，其中一个的钱寄丢了，急得直哭，他又心软，“别哭了，丢了多少？强哥给你们补上！两个人都给！”一人给1000。周围人知道他这习惯，有难都愿意跟他诉。“在一起工作，我总觉得我挣的比别人多，能帮得上的就帮点。有结婚等用钱的，给！家里有啥难处的，给！好家伙，就最近这4个月下来，给了好几万。”

　　“送人穷”自己每月在外面连唱若干场演唱会，可得收入10来万，但是，不够他手这么宽地撒。太太也没少跟他生气，但是他照旧，谁让他是“朋友”，是“强哥”呢，他得有个当哥的样子。

　　第一次“流氓罪”，说到底，起因也是为朋友。那时，他才24岁，已经大红大紫。

　　《创业》完了我就一发不可收拾，紧接着拍《锁龙湖》、《暗礁》、《希望》、《最后八个人》、《济南战役》、《响铃公主》、《小字辈》、《彩桥》、《顾此失彼》、《浅影》、《夕照街》，电影院每个月都有我的戏，《大众电影》上月月有我。《夕照街》拍完了，82年去南京电影制片厂，拍《月到中秋》。当时我跟外界都不接触，很少外出，因为名气非常非常大了，走到哪里，人们都认识你，那时候人淳朴，也没签名合影这一说，就是围着你，跟着你，看你，看猴一样，指指点点，“看，电影明星，迟志强！”

　　有一个事件导致了我后来一生的转变，刘晓庆、张连文(《艳阳天》中萧长春的扮演者)、赵联……都是特别好的朋友，来南京演出，我特高兴，弄了两瓶茅台大家一起聚聚，他们演出结束要走的时候，跟我说，“小迟，找几台车，送送。”他们人多，有去机场的，有去车站的。那时候没私车，我上哪给他们整车去啊？可是我这人又热情，重朋友，就一口答应了。

　　我找到当时给我开车的司机，他是省委小车队的。可是光他一辆车不够，他说，肯定有人愿意送，我介绍你认识一个朋友，南京军区领导的女儿。就这样，我认识了比我大10岁的老大姐。

老大姐30多岁，是个营职军医，大高个，很帅气。一说这事，她说哎呀，就想跟刘晓庆见面拍个照片，能见上么？我说没问题，马上带着她和她妹妹去见，这可把她高兴坏了。回来就落实了一辆红旗轿车，一辆上海轿车，两辆面包车，浩浩荡荡，气气派派，把人送走了。

　　我特别感谢老大姐，要请她吃饭，老大姐也很豪爽，说不用客气，认识你迟志强，很荣幸！大姐请你！拉着我和司机到她家吃饭，我们3个人，喝了一整瓶洋河大曲。

　　我是个特别不能喝酒的人，但是逞强，也是为了表达谢意。人家请咱们吃饭，虽然咱们是演员，但人家也是大军区首长的女儿啊，这就喝多了。老大姐是离过婚的人，家里就她一个，看我喝得也实在是走不了，就不让走，非留我住她家。她把我扶到她的房间，我只记得司机朝我挤眉弄眼半天，他先走了。我也没多想，眯眯瞪瞪就睡着了。谁知道没多久，老大姐钻我被窝里了。

　　那一个星期发生了什么

　　许多年过去了，迟志强与老大姐再没见过面，他一直羞于告诉她，那一次，是他的第一次。他当时开不了口，因为“说起来太丢人了”。关于老大姐，他后来知道的只是，在他以流氓罪判刑以后，老大姐也被军事法庭审判，同样判流氓罪，服刑1年。

　　说句心里话，我心里又新鲜又渴望，因为我没有经历过这种事，又在醉中，一开始完全不得要领，只觉得怎么那么难受，她就捶我，后来还给我热了杯牛奶，安慰我。

　　发生了这件事情以后，我跟老大姐就拉近距离了。她们有一伙人经常在一起跳舞，都是军区、省委、市委的高干子女。那时候的风气还不允许跳舞，但他们经常跳，贴面舞，今天他家明天你家，到了就说：“跳舞吧。”音乐一放，窗帘一拉，邓丽君的《甜蜜蜜》就飘了出来，就跳上了。后来我听说邻居的举报里把我们说得很难听，说我们借跳舞群居、一大堆男男女女拉着窗帘，乱搞不正当男女关系、跳光屁股舞等等。但我可以发誓，我们只是跳跳贴面舞，千真万确。

　　跳舞的时候，有一个姑娘，姑且叫她小C吧，比我小一点，也是部队领导的女儿，她一直跟我说，没想到能跟电影明星一起跳舞。两支舞跳完，她借贴面在我耳朵边说：明天上我们家去吧，我家没人，就我自己。

　　我到现在都记得我当时听到后面这句潜台词的感受，我的心突突突突在胸腔里狂跳不止，随时就要跳出来。在跟老大姐发生过那一次以后，我已经不再是懵懂无知的少年了，我知道这一去大概会发生什么事，心里又渴望又害怕，一个晚上都没有睡好，第二天早早醒了，我坐立不安，盼着约定的中午时间赶紧到来。

　　背着剧组所有的人，我像特务一样，来到我们约定的鸡鸣寺附近的公交车站，她已经在那里等着我了。一见面，她把我的手一拽，三拐两拐就到了她家，一路上两个人一句话都没有说，我紧张得连她家是什么样的房子都不记得了，她的紧张程度也不亚于我，两只攥在一起的手，都在发抖。

　　门一开，一进房，她就把我抱住了，当然，我也抱住了她。我不知道我们后来是怎么滚到床上去的。我现在回忆起当时，没有幸福，全是紧张，脑中一片空白，当时有什么过程完全回忆不起来，感觉非常快，完了以后就像不认识一样，非常不好意思。我不敢看她了，就要走，就是一个字：走。

　　“不行，不能走，我给你做饭吃。”她抱着我。

　　我心里特别难受，特别别扭，我们之间也只有那一次。我像逃跑一样走了。我现在开始懂得男人，过去了，后悔了，不敢面对，只能逃跑，我又不能跟她谈恋爱，又不知道该跟她说什么。她哭，不让我走，她是真喜欢我。最后她放我走了，要我晚上再去跳舞，我答应了。可是到了晚上，我就是不敢跟她跳，不敢瞧她的眼睛，紧张，尴尬，好像怕全世界都知道我们有什么事一样。

　　迟志强跟这些高干子弟在一起混了一个星期，老大姐和小C，都发生在这一个星期里。他后来管这一个星期叫“黑色星期”。为了这一星期，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隐隐有点谴责自己，但也对这种上层的生活感到羡慕和向往，那是一个新生事物不断进驻、但周围环境依然保守的年代：交际舞、邓丽君、红旗车……这些不是普通百姓生活中可以够到的东西，当时的社会意识中，交际舞就是耍流氓，邓丽君是靡靡之音，但是对一颗青年的心来说，他又分明感受到这种生活方式带来的那种自由而新潮的愉悦。

　　你问我，撇开这一个星期不谈，其他时间我是个风流的人吗？我不风流。我挺朴实，比较善良，但我在感情上不太把握得住自己，不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不懂得坚定地拒绝。另外特定年龄段，生理上确实也有一些刺激和需求。我内心有很绵软的地方，会随波逐流，我到了某个场合，就会顺应这个场合，让自己置身其中。

　　这个星期里头，还有一次，我们3个男青年一块儿，开着红旗轿车，到紫金山，一人带一个姑娘，都是跳舞时认识的舞伴，牵着手，抱上车，在红旗轿车里，一人腿上坐一个。不过是坐了一下大腿——这就是后来报纸渲染成的“聚众淫乱”。

　　因为用车，跟这些人在一起“鬼混”了一个星期，可是我有工作，我要拍戏，我很快就回到自己的生活中去了。我们拍戏是半封闭的，比较严格，甚至是半军事化的。那是什么年代？那时候谈恋爱要向单位打报告，组织不同意，就不许谈恋爱，不到22岁也不许谈恋爱。

　　这个星期给我带来了巨大的惊喜，我感觉自己有了一点幸福，又有点恐慌，一个声音在脑子里说：“赶快停止，不要往下发展。”得到了，就行了，就像我们现在说的，有点艳遇。所以，这个星期结束以后，我就再也不去了。又过了一个多月，戏拍完了，我离开了南京。

　　强行搂抱叫猥亵男女跳舞叫流氓

　　迟志强刚进长影厂时拍的第一部片子，第一次出外景是在河北涉县，这是他“涉”足影坛的起点，最后他被捕时，也正在河北出外景，这一次，是完县。他再三强调：“完蛋”的“完”！

　　当时正值1983年的全国“严打”，电影演员迟志强从来没想过严打会跟他有什么关系。这一天，拍戏之余，他正和同事在宾馆房间打牌，完县当地协助他们拍戏的派出所干警来敲门，平时和蔼客气的干警，此时完全换了一种态度。

　　因为跟这个警察平时很熟悉的，我还开玩笑，咋了？谁得罪你了？他也不搭茬，只说，你出来一趟。

　　我还没出门，就这么一探头：一走廊的公安局警察！齐刷刷的蓝制服红领章一大排！这是干什么？我脑子一下子闪现到南京。果然，干警告诉我，他们接到南京方面的电话：拘捕迟志强。

当天就把我投到完县看守所：一个小土房子，里面已经关了两个人，地上都是草，一个戴着手铐，另一个在地下坐着，到处都是臭烘烘的。我从那么高档的宾馆，一下子就被投到这里。他们俩一看见我很兴奋：迟志强！你不是迟志强吗？你怎么进来啦？！你都可以想到我当时多丢人。我再一问，这两个人：一个偷看女厕所，判了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另一个，强行搂抱了一个女青年，叫猥亵，判了4年。

　　说句心里话，把我跟这样的人关在一起，我都恶心，可是一想，我还不如他们呢，他们还没跟女的发生实质性的关系呢就这样了，那我还不得死罪枪毙啊？你别笑，那时候男女关系问题太高压了，而且你不知道严打那会儿，天天枪毙人，那都是我们亲眼看见的：用枪指着，一大排胸前的牌子，什么强奸犯抢劫犯杀人犯流氓犯，死刑！立即执行！大叉子嚓嚓一划！

　　那时候，我心里真没底。不像现在，人都有法律意识了，要是犯罪，你得有侵犯的客体，我侵犯了谁呢？她主动，你愿意，两厢情愿，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些词今天全懂了，可当时哪有啊？完县的警察也不知道我具体是犯了什么事，问我，我能好意思说吗？我就说，打架吧。我怎么好启齿跟人谈男女关系！

　　公安对我挺好，回宾馆拿来了我的牙刷，把宾馆的被子褥子也带来了，铺在地上，那两个囚犯都看傻了，没见过待遇这么特殊的犯人吧。不一会，送进来一大桶地瓜煮稀饭，是我们3个人的。两个囚犯马上跳下来吃，我却一口都咽不下，最后他俩全吃了。我跟公安要了一颗烟，就伸在小铁窗边抽着，就这么熬了两天。

　　第三天，南京来人了，持枪的武警，押解去南京，我还带着铐。这一路上你哥哥我丢人丢大了！众目睽睽，都认识我啊！武警还说，我们从来没押解过名人，这次算见识了。到天津上火车，他们3个武警把钱给弄丢了，最后还是我出面。我跟车长说，我们出差，钱丢了。车长一看：迟志强！赶快安排卧铺，4个人的火车票都不要钱。就这样，他们才给我解了手铐。到了南京，一下火车，马上铐上，推进警车，呜啦呜啦把我带走了。

　　后来才知道，被抓是因为跳舞，跳舞就是流氓。我们一起跳舞的全被抓了，要命的是，每次问到跳舞的还有谁，大家也不知出于什么心理，第一个准说迟志强，我成了领头的了！公安局的同志跟我说，你要主动交代，要是等别人说了，你就被动了。前几天你爸爸来了，你不讲实话你能对得起你爸爸？我也老实，心想着坦白从宽，说得一干二净，全交待了我心里也轻松了。

　　又过了若干天，《中国青年报》的记者，谎称是公安局的上级来了解情况。我听说是上级，心想就怎么贬自己怎么说吧，做了一大堆深刻的检讨和严厉的自我批判：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资产阶级享乐，向往奢华的生活……没想到我这汇报思想、狠斗私字一闪念，到了记者手里，全变成了我的罪行。

　　报纸出来，大标题“银幕上的新星，生活中的罪犯”，文章里写我如何把姑娘们带到红旗车中，集体淫乱，轮奸、强奸。报道一出，举国哗然：这样的人，还留着干什么？赶快枪毙！

　　文章出来以前，公安局给我单位打电话，迟志强这个案件没受害者，顶多就是生活作风不好，让厂子接出去教育。我们厂保卫处处长刘世荣，《英雄儿女》里演王成的，星夜兼程，往这赶，当时长春到南京要两天，就这么巧，就他们来接我出去的途中，新闻报道出来了，短短一天的时间，全国各地多少个电话打到南京公安局：像迟志强这样的败类、退化分子，这样肮脏的人，还留着干什么？我们在等待公审枪毙！这样的电话，打到公安、打到省委、省政法委……公安局对我们单位的人说：现在不行，不敢再提放人的事情了。

　　还是我们厂长水平高，他给公安打电话：“你们既然已经决定要放人，就说明事情不严重，怎么能受舆论的左右呢？”对方的回答是，不行，现在政法委很为难：迟志强暂时不能放。后来又追加了一条：迟志强红案(红旗轿车案)按流氓罪处理，要不然全国人民不答应。

　　所以，我们这群在一起跳舞的男女青年，全部以流氓罪论处，红旗轿车里那些女孩子也无一幸免。小C判得比我还重，她判了5年。我上诉，被驳回，维持原判。

　　“犯人新生艺术团”

　　很多事情，迟志强都是后来到了劳改队才知道的。那张报纸，他也是后来才看到，读完他就把它扯了个粉碎。法院专门为他写了个内参：“《中国青年报》严重干扰法院审判司法程序，在法院判罪之前，报纸无权定性强奸、轮奸。”但这有什么用呢？那个时代的民众心理：报纸就代表着官方立场。老百姓搞不清楚法院最后的判决，他们已经给迟志强贴上了“强奸犯”的标签。

　　邓颖超也出来帮他说过话，1980年的时候，迟得过当时国家最高的文艺奖项“文化部优秀青年演员创作奖”，这奖项一共颁过两次，第一次是赵丹、白杨、秦怡他们，第二次就是陈冲、迟志强、刘晓庆和唐国强这一拨。这一次恰是邓颖超颁的奖，她接见了他们，合影时迟志强就坐在她身边。对红案，她说了一句：“迟志强的事情不要再渲染了，一个演员搞那么大的动静干什么。”

　　在劳改队，迟志强干起活来像一块沉默的石头。煤矿的采石厂，把山上巨大的石头运下来，砸成小石块，砸到虎口震裂。他一边干活一边掉泪，煤黑的脸上刷出两道白的泪痕。刨地、果园、茶场、大田……“我是真干哪！”他希望通过高强度的苦役，来摆脱内心的痛苦。

　　一开始，真是想死的心都有。我已经有了一个空姐女朋友，这下，不用说，也吹了。她的父母找我父母要求赔偿损失，大骂我父母：你们家就是养了个畜生！

　　我当然不怪她，在这件事情中，她也是受害者。对我，她该有多伤心多失望啊，而且周围的人都知道她和我在处对象，这对她的名誉也是一种影响。我入狱后半年，她就嫁了，嫁的原因是那个追求她的小伙子表态：我不追究你跟迟志强谈过恋爱。

　　一次劳改队带我去煤厂，两边人山人海，都在对我指指戳戳：强奸犯！在这种巨大的耻辱下，我泪流满面。我已经这样了，就不多说了，我就服刑。我这辈子当公民、当演员没记过功，在劳改队我记了3次大功！

　　当时还有一个信念，要回到演员队伍中去。80年代，一个工人的职位都很珍惜，别说是个演员。我坚信我迟志强是个好人，我要回到工作岗位上去。

　　在牢里面，领导要我组织一个“犯人艺术新生团”，过年给犯人和家属表演。我一听，这个我是专业啊。严打被抓进去的演艺圈里的人不少，杂技团的、会翻跟头的、跳舞的，都有。我常常不睡觉，连夜赶排节目。

　　有一个节目是我的朗诵，配音乐，狱里有一个体操运动员，我让他编了一个舞。“妈妈过去我是你的骄傲，今天我是你的耻辱，看着你蹒跚的背影出现在铁窗前，我无言以对……”声音朗诵出来非常好听，配上舞蹈，背景是铁栏杆，一个老太太的形象，追光剪影。我要求那个会翻跟头的演员在这里直接一个腾空翻，双膝跪地，咣当，砸地，静止。“妈妈，我一生无法弥补给你的创伤！”

　　哎呀，那个效果真是太好了，当时他“咣当”一声从空中直接砸地跪下的时候，台底下许多人惊呼，然后就是静止——“哗哗”长时间的鼓掌！一下台我就把他抱住了，我说好兄弟，真是好兄弟！在舞台上，作为一个演员，我在社会上，没有听过这么真诚、隆重的掌声，现在作为一个囚犯，在囚犯和干警家属中间，我听到的这个掌声，真的是世界名牌的掌声。

　　因为演出效果太好了，我们开始到社会上去巡演，南京各区都去了。南京广播电视局当时想拍一部叫《迟志强》的电影，剧本都写好了，我不答应拍。我迟志强又不是英雄人物。但我还记得那个剧本的开头：摇晃的镜头——推啊推啊——“迟志强犯人艺术新生团”，有人捏着钱：有票没有？有票没有？一票难求。

　　因为这个艺术团，我立了功。有个老太太，儿子在狱里，为了儿子能进我们的艺术团，到处集资给他买了一把吉他——因为当时劳改队也穷，有个不好的规矩，凡是自愿参加艺术团的，得自带一样乐器。老太太一见我就跪下了。我心里老难受了，我说：“大娘你放心，你儿子我收定了！”其实他啥文艺特长也没有，有个节目，“三句半”，我就让他说那半句，半句也说不好，说不好我就骂他，很凶，我说，你对得起你妈妈吗？我那时候脾气暴躁，都是犯罪来的，不用强硬的东西，威信树立不起来。我挺欣慰的一点，那时一起服刑的狱友，很多现在都出息了，都是几百万几千万的老板。我呢？我4年徒刑减刑一年半，提前出狱了。

我又是长影的人了

　　出狱前是狂喜，盼着重新获得自由。真到出狱那一天，我茫然得不知怎么办好了！我走不动，两条腿一条都迈不开，铁门出不去。我去哪？回家？多丢人哪！我见我爸爸妈妈我怎么见哪？我回厂？哎哟妈哎好家伙，有地缝我都得顺着地缝爬进去，别见着熟人，太丢人了！门口还有记者、来接我的人。“一步步走出监狱的门……”这歌，就这么来的。

　　出去第一站，到南京，《彩桥》里演我妈妈的陈琳家里，一到楼梯里，久违的炒菜的声音，“刺啦——”我心里是酸，甜，苦，涩，一起来了。一进去，她怕我难受、怕我不好意思，假装什么事都没有：“儿子，回来啦，等会儿啊，等会儿阿姨就把饭菜给你端上来。”她老伴走过来，一拍我的肩膀，这一拍就把我的泪拍出来了。

　　劳改队的鉴定是，“迟志强属于在运动中处理过重，建议回厂。”有这么一个鉴定，又有在狱中3次立功的记录，长春电影制片厂很爽快地就接受了他的归来，但同时也说明：回来不能马上进剧团，还得下放到车间过渡一下。这是一条最难的路，以前那些好朋友潘虹、刘威……每天在他眼前晃来晃去，他戴着墨镜不敢跟他们打照面，他们在拍戏，他却拉着个大车，这家送煤，那家盖房子、修电灯、和沙子、抹墙，做一些临时工作。

　　但是我有精神支柱：我又回来了，我还是厂里的人。为了这一丁点希望，我也会奔着这个希望走。人的适应能力是最强的，豪华的我适应过了，地狱的我也能适应。所以当宋晓英拍着我肩膀，说“强子，好好干”的时候，我对这些朋友，只有感激。

　　就这样干了1年。吉林电视台有一出电视连续剧《二等巡官与马车夫》，让我演二等巡官，男主角之一啊，来我们厂调我。我们厂同意了，那真是我盛大的节日，出狱后我又第二次获得了生命，政治生命和艺术生命。在摄影机面前，我的成长、我艺术上的天赋，在这一刻更加真实。因为我人生的体会都倾注在表演中了，人的成熟就在于曾经的经历。接连拍了两部戏，我因为嘴里老是哼哼我以前在狱中自己作词作曲的歌“铁门啊铁窗啊铁锁链……”被单位音像公司的人听见了，说不如录个磁带吧。我还有点心虚，说这不登大雅之堂吧。结果对方说，没事，改改歌词。“苦命啊苦命啊我真苦命，为什么我命运这样凄惨，外面的生活多美好，我却在牢中受折磨。”最后一句，后来改成了“我却在牢中想外面”。

　　磁带录完后，我没当回事，就跟李幼斌他们上长江源头、唐古拉山拍《天鼓》去了。那是1988年，我们受了不少罪。等我们从山上下来，到了上海，我才知道《铁窗泪》在全国发行得这么火。《电影世界》创刊35年，活动在沈阳体育馆，我，阎维文，毛阿敏，蒋大为……众多的歌星都去了，倪萍主持。当报幕员报出：下面是大家久违了的长春电影制片厂著名演员迟志强的时候，万人体育馆开锅了，红旗、彩旗、人民币，连钱都往台上扔，大学生打出横幅“迟志强我们爱你”！

　　我走到台当中，整整5分钟，我没讲出话来。后来我每唱一句，台下就欢声雷动，我就唱不下去了。我后面是毛阿敏，她根本上不了台了，观众根本不让她上来，也不让我下去，就乱套了。馆长说，沈阳体育馆只有两次这么欢呼过，一次是郎平女排在这里五连胜，再一次就是你迟志强。

　　命运跟我开的这个时常要让我哭出来的玩笑

　　这种情景，连迟志强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本来是去打鸟，最后弄了只老虎回来！”他试图分析人们对他空前的热情，到底出于什么深层次的原因。也许，是觉得他星途坎坷，激发了观众心中的疼惜之情；也许是觉得命运对他有亏欠，有加倍补偿的意愿；也许是觉得他沦为了时代的牺牲品，需要矫枉平反；又也许，最简单的理由，是人们在迟志强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人性的软弱——他不过是犯了一个可能大家都会犯的错误。

　　但是很快，迟志强的“囚歌”系列就遭到了批判和质疑。有人认为，迟志强把一种畸形的、反常的不健康情绪带到了社会上，卖弄自己的苦难骗取听众的同情……《铁窗泪》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从大热到大冷，被人们说得一无是处。这一次，迟志强心灰意冷，决定彻底离开舞台。他跟一位杭州姑娘结了婚，开始下海经商，开酒店。这一走，就是十几年。

　　对一位演员来说，最无情的是时间，最健忘的是观众。十几年过去，再拾起演艺爱好的迟志强发现，他们这一代人的好日子已经过去。几乎没有适合他这个年龄段的好剧本，导演要么忘记了他的存在，要么就是对起用他心存顾虑。复出以后，他只接过为数不多的几个角色，大多是配角。更讽刺的是，这位当年常在电影里出演正面角色英俊小生的演员，现在成了导演心中的囚犯专业户，一有囚犯的戏，导演们就想起他来。

　　“都快把我整成歌星了。”他现在最经常的演出活动，是到各地去参加演唱会，一些偏僻的县城也去。自然还是唱他的囚歌系列。“唱别的他们不认。”他发现，那里还有人记得他。这次在湖北，一个80岁的老太太，一定要来看迟志强，说是太心疼这孩子了。看到他，老太太一把劲道的手紧抓住他，“孩子，你这么面善的人，我怎么都不信，你能干出那种伤天败俗的事情来！”

　　唱完湖北，在湖南，一位农民赶了几十里山路来，只为了给他送100块钱。“他自己衣服穿得很旧，鞋子也一只趿拉着，拿了一张皱巴巴的100块，要给我。保安差点不让他进来。我问他为什么要给我钱。他说：你用得着的啊。我才领略到他的意思，他想，迟志强坐了牢，肯定很苦。

　　迟当时喉咙就哽住了。他谢绝了老农的馈赠，反过来，问老农有什么需要。老农很开心地说，“我什么都不缺，我家里有十几亩地呢，一年打的粮食可以卖3000多块！”他连一场演唱会也舍不得看，见了迟志强一面就匆匆走了。

　　所以，你问我，出狱以后，直到什么时候，我才算是真正站了起来。我告诉你，到现在，我也没站起来。

　　什么时候，迟志强可以在人们的心中不再是个囚徒，导演拍犯人戏不再第一个想到我，我可以演任何自己想演的优秀角色，我才算是真正地站起来了，我身上的这张标签才算真正撕掉。

　　惟一欣慰的是，儿子今年19岁了，我想他在很多渠道都可以搜集到他爸爸的过去，但是我在他心目中保持住了尊严，他一点阴影都没有，他知道他爸爸是个好人。

　　你问我，现在风气变了，在一些应酬场面，我会不会找小姐。我告诉你，我想，但是我不敢！有一次，我的两个歌迷追到我房间来，要陪我过夜，我才知道她们是小姐。好家伙！两个陪我一个啊！都是青春靓丽、香喷喷的，我不想吗？我一年在外面演出8个月，难道我是和尚吗？但是我不敢，我得拒绝。我太太知道我，她说：迟志强是一朝被蛇咬过的人，所以绝对不会见了蛇就扑上去。

　　但是我感慨，我看着周围的人，当着太太的面，搂着别的女人老公老婆的乱叫，我就想，这世界真的是此一时、彼一时了！要是我晚生20年，我一定不会坐牢！

　　所以你看，我是一个善良的人，内心软弱重情，我很少怨恨谁。我是一个接受者。我父亲是公安局长，小时候我看见家里来来去去的顶带肩章都要向他敬礼，我就树立了要当警察的理想，但当老师说服我去做演员时，我也就接受了。我朦胧地爱过一个女孩子，可当父母为我介绍女朋友时，我也就接受了。我对事业缺乏规划，即使在最顶峰的时候也没有太多的野心，所以当事业走入低谷，我平静地接受了。虽然我被判过所谓的“流氓罪”，但其实在女人这件事情上，我也更多的是一个接受者，而不是一个索取者。所以，我才能最终接受，命运跟我开的这个时常要让我哭出来的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