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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仅仅是一个上演悲剧的舞台

如果把富士康发生“12连跳”的悲剧当作个案来看,当地政府或司法介入,以及舆论的谴责都是最直截了当的。因为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就是,同样的悲剧发生在一个企业里,这个企业是难脱干系的。其中的直接诱因和自杀者的特殊背景,都会把“11连跳”的骇人事件作一个常规的解释——但不要以为舆论对富士康的谴责来势汹汹, 其实,正是这种局限的矛头指向,把“11连跳”引出的问题实质淡化了。如若不信,只要看看随后对富士康管理上的调查,会让我们感到对它的谴责越来越乏力。因为相关信息表明,富士康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足以逼人连续自杀的“血汗工厂”——这里说的“想象中”,是基于一种理想中的、脱离了当前民营企业管理现状的要求;如果把当前民营企业的管理现状当作标准,富士康更算不上“血汗工厂”。
笔者读到了《网友调查团卧底富士康 调查报告揭九大问题》一文,从该文“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宗旨,本观察报告分二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富士康公司做的比较好的部分,即为员工所认可和接受的正面部分;第二部分,富士康公司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即负面部分”来看,富士康“比较好的部分”是许多民营企业无法全部做到的;而“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更是大多数民营企业普遍存在的。在此,笔者丝毫没有为富士康开脱的意思,而是想表明一种观点:就是如果我们局限于在富士康找出“十连跳”关键症结,实际上是把“十连跳”所反映出来的社会问题忽视了。(行文至此,又惊悉富士康发生了第11跳,痛心之!)这样做的结果,哪怕富士康因“11连跳”而倒闭,对目前更广大的生活在这种管理模式和劳动制度下的未跳楼者来说,几乎没有一点帮助。因为,富士康仅仅是一个上演悲剧的舞台。
面对富士康的“11连跳”,现在应该说是“12连跳”,这些年轻的生命用坠楼的方式结束人生之旅,反映出在他们的心里,充满对今后人生道路的畏惧和绝望,而这种畏惧和绝望能发展到用死亡的方式来逃避,不是单一的劳动重负和待遇不公可以促成的,即使“11连跳”的当事人存在某些特殊个体背景或性格问题,但致使他们不愿意活下去的因素,应当是所有在这种生活状态下的未跳楼者共同面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该反思的不仅是如何改善某个企业的管理制度,而是应该深思年轻一代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他们对理想的追求,在人生目标的践行过程中,社会是不是给予了他们实现理想的希望。而要思考这个问题,在这些年轻人看来是痛苦的。
早在2008年,媒体人石扉客写下了《越有梦,越痛苦》一文。说的是石的一个表弟罗炼,从湖南农村到珠三角的都市打工,在月饼盒里留下一张纸条后失踪,纸条上写着庄子的文字(原文是文言文,以下以白话文记述):“终生忙碌不见成功,疲惫不堪不知终点,既无法摆脱物质困苦,也无以出人头地,不说建功立业,连双亲都难以奉养,难道不够窝囊吗?这样活着有什么意思?”
“活着有什么意思?”是因为有梦才对自己提出的拷问,如果我们把这个梦看做通过“终生忙碌”能达到“摆脱物质困苦”、“建功立业”和赡养双亲的话,这个梦想并没有多高多远。而能提供这些年轻人实现梦想的平台,大多是大型代工企业。然而,这些中国代工企业都维持在以最廉价的劳动成本取胜。就拿广东东莞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5月14日发布的公告来说,此次普查时间截至2008年末,结果显示,东莞制造业销售利润率仅2.49%。如此低廉的利润,在当前不顾一切发展经济的形势下,这些企业普遍采用“泰罗制”的管理模式。泰罗在他《科学管理》一书中说过:“科学管理如同节省劳动的机器一样,其目的在于提高每一单位劳动的产量”。在这种管理理念支配下,在像富士康这样的中国代工企业里,工业化的流水线生产做到极致,人的自由意志、情感需求、精神追求,均不在企业考虑视野。这种管理制度,在获取相对的高利润的同时,必然造成对工人的异化摧残。这就是目前绝大多数代工企业的管理格局。从这个意义上说,富士康的“11连跳”所引发的不仅仅是对其某项管理制度上的指责,而是要认识到这种把人机器化的 “泰罗制”生产方式,对个人、对社会的隐形伤害。更可以延伸到对发展经济到底给人们带来什么的思考。或许,我们是在用一种透支支撑着眼前的发展?这才是比解开富士康“11连跳”之谜更棘手的难题!
正因为富士康具备把“泰罗制”生产方式完整复制的条件,也正是“泰罗制”管理理论体系中,把“选择最好的工人”作为要件,所以富士康招聘的是最年轻的一代。这是有理想有追求的一代,也是没有体验过老一辈辛苦的一代。当他们的梦想被残酷的现实毁灭时,富士康就集中具备了上演这种悲剧的条件。因此,客观地说,富士康仅仅是一个上演悲剧的舞台。富士康应当受到谴责,但谴责之后我们又能做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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