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怀南揭弊富士康：铁腕整军之下的压力锅

信怀南先生形容他与郭台铭的关系，就象离了婚的夫妻，因误解而结合，因了解而分手，「离婚」后本不宜发表意见，这也是十年来他很少说起鸿海的缘故。不过最近富士康员工自杀问题闹得那么大，加上他与目前司职的《星岛日报》有很好的合作关系，因此在该报系的再三恳请下终于应允了独家专访，谈谈他对富士康事件以至郭台铭的看法。

信怀南先生特别强调，专访中的言辞只是代表了他个人的意见。如果他讲了一些郭台铭或鸿海的好话，不是因为要拍马屁；如果说了一些不中听的话，也不是出于恶意，因为彼此之间已经不存在着利害关系了。

信怀南先生直言富士康绝对不是一家血汗工厂。「郭台铭的人，绝对不是一个经营血汗工厂的人。我们一般所谓的血汗工厂，很可能是以工人的工作条件为出发点，例如灯光、空调、薪水、工作时间等，偏向与物理环境上的一些缺陷。鸿海绝对不是这样的公司。在设备上，当然绝对不是所谓的血汗工厂。」

但是信先生话锋一转，「但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你一个公司的设备再好，例如有游泳池，但没有时间去游，那有什么用。第二个，虽然不是血汗工厂，但绝对是一个压力锅，在鸿海或富士康做事，绝对不会感觉不到极大的压力，绝对不会很愉快，不会嘻嘻哈哈的。」

外界倾向于认为，是富士康的公司文化肇始了那些耸人听闻的连环悲剧。信先生认为自杀事件纯粹从数字上看，从比例上来讲，并不是那么大一个数目，因为这个可以拿来与中国的自杀率相比较。但是他始终觉得，一个工厂短期内发生那么多自杀，绝对不是完全没有原因的事情，不过这个原因可能比较复杂，可能很难讲得清楚，因此他不愿对此发表太多言论，不过可以分析鸿海军事化的管理方式对此有否影响。

「在郭台铭的血液里，有军事管理的基因，例如他曾经跟我说过，他说management这个词，翻译成管理不好，应该翻译成管控。而且把他的客户，分为一军、二军、三军，所以绝对是军事管理的作风。这在台湾实施起来，和在大陆实施起来可能有很大的区别。」
信先生指出虽然是同样的管理方式，不过在台湾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他不认为与「一胎化」或是「台湾人多数当过兵」有关系，而是因为家庭的关系。「主要是因为有家庭在后面撑着这个地方。举个例子，底特律三大汽车公司，多数是本地人，很少是加州的去做工人。不过（对富士康）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因为你在当地找不到那么多的人。」

信怀南还认为，「郭台铭凡事要自己处理是他管理方式上一个极大的弊病。」郭台铭事必亲力亲为，「老是他一个人忙得要命，他是一个凡事都要自己处理的人。」

「发生这样的事情（指连串的自杀悲剧），绝对与郭台铭的管理方式和富士康的公司文化有关。不过究竟什么是富士康的文化，答案我真的不知道，我觉得那么大的一个公司没有公司文化，可能就是台湾那句话『爱拼才会赢』，它是竞争力很强的一个公司。」

「我坐飞机碰到不少鸿海的对手，以前的员工，老实说没有一个人说鸿海的好话。可以说，鸿海的文化就是如何在竞争力上高人一等，任何一个公司或产品，要的就是三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产品要好、生产产品的时间要快、成本要便宜。鸿海算是三个都能达到的，郭台铭要求他的员工三个都要做到，这就是为什么在富士康做事是一个『压力锅』的原因。」

信怀南举了一个例子说明在鸿海或富士康工作的职员受到的压力。「我去开会，我坐在会议室最后面的沙发，郭台铭的员工是面对他的。有两个事情我是印象深刻的，一个是有人站了半个钟头，郭台铭问他『你站在那里干什么』，他说『董事长你没有叫我坐下来』。」

「还有一次他用电话免提与大陆一个高管讲话，他叫对方你再说一遍，那个人就再说一遍，声音是越来越大，大概有十次，那个人传出来的声音已经沙哑了。我就一直摇手，叫他不要了，因为我们从美国回去的，觉得有点不人道的，而且是很侮辱性的。后来我出去跟他讲，他笑一笑，没说什么。」

信怀南觉得郭台铭就像中国的法家，非常攻于心计，很讲究策略，他不是真的要侮辱这个人，而是要利用这个机会树立权威，「我觉得在他眼里，我可能是妇人之仁，他很厉害的，与日本人开会，故意半个钟头迟到，然后穿拖鞋进去，他就是要给你一个下马威。」
信怀南还回想起来令他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某天晚上他在鸿海的餐厅用餐，发现餐厅坐得满满的，就问身边的特别助理，这些年轻人是不是不想做饭，所以吃完饭才回家去，他回答说不是，这些人吃完饭要去加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