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波罗——红石桥矿区”处在毛乌素沙漠当中。资料图片
7月17日，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波罗镇山东煤矿和波罗镇樊河村发生群体性械斗，此事在当地被称为“717事件”。
这次事件源自一起矿权纠纷案，该案由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05年判决、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07年裁定维持原判后，数年得不到执行。今年3月，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召开“协调会”，以会议决定否定生效的法院判决。
陕西省国土资源厅的做法经媒体报道后，在社会上引发热议，被指“以权欺法”。
目前，此事尚未有最终结果公布。中国青年报又接到读者反映，同样是在陕西省横山县，同样是一起关于矿权纠纷的官司，在最高人民法院（下称“最高法”）审理的过程中，却收到一份来自“陕西省政府办公厅”的函件。
在这份函件中，关于“我省的意见和请求”有这样的表述：“省高院一审判决对引用文件依据的理解不正确”，“如果维持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将会产生一系列严重后果”，“对陕西的稳定和发展大局带来较大的消极影响”。
针对此函件，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侯欣一教授等数位国内法学专家认为，该函抛弃了政府在市场竞争中应有的公正与中立地位，有利用国家公器为私人利益服务之嫌。
“将普通民事案件政治化，将经济案件上升为政治事件，并借‘影响陕西省的社会稳定’的帽子向最高人民法院施加巨大的政治压力。”上述法学专家呼吁，应“抵制非法函件干预司法”。
据知情人士透露，该函虽以陕西省政府办公厅的名义发送，实际上是由陕西省国土资源厅起草。
合作勘查，发现优质煤储
2003年年初，陕西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西安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院（下称“西勘院”）的门户网站上，挂出一则关于“联合勘查陕西横山县波罗——红石桥地区煤矿资源”的招商引资信息。
该信息透露，西勘院已取得探矿权的“波罗——红石桥矿区”面积共计279.24平方公里,勘查工作投入高达千万元。
看到此信息后，榆林市凯奇莱能源投资公司（下称“凯奇莱公司”）与西勘院进行了接触。2003年8月25日，凯奇莱公司与西勘院签订了《合作勘查合同书》。
这份合同约定，双方共同出资，对波罗——红石桥勘查区煤炭资源联合进行详查及精查。该矿区的探矿权，经法定评估机构评估，并报国土资源厅备案，双方协商确定其价值为1500万元。
合同中约定，由凯奇莱公司向西勘院支付1200万元，并拥有该勘查项目80％的权益。协议生效后，该勘查区无论是勘查升值、联合开发，还是矿权转让，所产生的利益，由凯奇莱公司与西勘院以8∶2比例分享。
合同注明：“本协议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
2010年7月30日，凯奇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赵发琦对记者说，这份合同是有风险的，“勘查投资就跟赌博一样，之前谁也不能确定地下是不是有矿，勘查出来有矿，就赚了；如果没有矿，投进去的就白扔了。”
2004年年底，赵发琦得到的初步数据显示，这279.24平方公里矿区下储藏着优质动力煤近20亿吨。按2004年国内原煤价格估算，赵发琦将身价惊人。
然而，接下来，却发生了一系列令赵发琦感到匪夷所思的事情。
协调后，合作重新达成一致
2005年3月22日，凯奇莱公司向西勘院转款1200万元，西勘院拒收，并于3月25日致函凯奇莱公司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的有关规定，我院与你公司签订合作勘查项目：‘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波罗——红石桥地区煤炭资源合作勘查合同书’，由于与2003年10月22日陕西省人民政府召开的21次会议纪要有关政策不相一致，无法按合同约定实施，所以不能收取你公司款项。”
此后，双方进行了协调。2005年5月26日，凯奇莱公司向西勘院支付勘查前期工作费用900万元，西勘院出具了收据。
此间，陕西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以合作勘查合同与2003年省政府21次会议纪要精神不一致以及国家尚未对合作勘查区拟定开发规划为由，提出终止合作勘查合同。凯奇莱公司为此向陕西省政府办公厅反映，省政府责成省国土资源厅协调。
陕西省国土资源厅经过调查、协调，于2005年11月8日作出陕国土资办发【2005】65号《关于协调解决榆林市横山县波罗——红石桥地区煤炭资源合作勘查争议情况的报告》，报省政府办公厅。
日前，记者看到了这份报告。该报告说：“2004年3月西勘院与凯奇莱公司将签订的合作勘查合同及陕西省横山县波罗——红石桥勘查区探矿权评估报告书摘要送我厅备案。经审查，我厅认为，双方承诺愿意承担风险，也愿意按照陕西省政府有关规定进行合作勘查，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要求，可同意其合作勘查。”
报告中说：“我厅多次召集双方代表进行协调，终于形成以下意见：双方同意继续以2003年8月25日签订的合作勘查合同进行合作勘查。并同意勘查工作结束后，将探矿权转入双方合资成立的新公司或转入凯奇莱公司，进行后期开发。”
这份报告表明，凯奇莱公司与西勘院重新达成一致，准备履行合同。然而，接下来，事情又发生了变化。
同一矿区，两次备案
2005年12月8日，凯奇莱公司致函西勘院，希望西勘院立即履行合同义务，尽快提供详查设计和预算，明确凯奇莱公司还应支付的款项数额。
2005年12月14日，西勘院在复函中却说：“关于立即履行合同问题，因在合同有效期内，我们未拿到下游产业立项批准，失去合同启动履行的机会，现在履行合同，已无从谈起。近期接省有关部门函件，波罗井田被省上规划作为香港益业一个重点化工项目的配置资源，作为省属地勘单位我们必须服从”，“我们关于波罗井田的合作，仅靠我方力量，已经无力启动。”
此后，不久前才作出报告，协调凯奇莱公司和西勘院继续履行合同的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在2006年1月13日，又以陕国土资勘发【2006】1号文件向陕西省人民政府报送“关于中国化学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香港益业投资有限公司参与波罗井田煤炭资源勘探工作协调意见的请示”。
这份文件里的“请示意见”中有这样的表述：“根据省政府领导批示，西勘院应与中国化学工程集团公司、香港益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积极主动协调签订‘波罗井田’勘探（精查）合作勘查协议。”“按照中国化学工程集团公司和香港益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出资，西勘院负责勘探工作，勘探成果归出资人所有的原则，待‘甲醇MTO项目’经主管部门核准立项后，由西勘院依法将该井田探矿权转让给项目开发业主。”
据了解，上述“波罗井田”面积约340平方公里，西勘院持有的“横山县波罗——红石桥地区煤矿普查”探矿权，在波罗井田范围内的面积约为258平方公里。也就是说，这两块区域大部分是重合的。
2006年4月14日，西勘院与香港益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称“香港益业”）签订关于“波罗井田”的合作勘查合同书。
在确认西勘院将本来为西勘院和凯奇莱公司共有的矿区与其他企业签署合作协议后，赵发琦非常气愤。2006年5月，凯奇莱公司将西勘院起诉至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2006年10月19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凯奇莱公司胜诉。陕西省高院认为，凯奇莱公司与西勘院“双方所签订的2003年8月25日合作勘查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同有效。”
“陕西省国土资源厅（2005）90号文件可以证实原、被告双方已将2003年8月25日合同报备案，且在当时该厅亦同意双方继续履行合同，因此被告关于合同未生效的理由不能成立。”
法院认为，西勘院以种种理由终止合同履行，在与凯奇莱公司的合同关系未依法解除的情况下，与其他单位签订的面积包括西勘院与凯奇莱公司合作勘查区域的合作勘查合同，其行为构成违约。
法院判决，凯奇莱公司与西勘院于2003年8月25日的合作勘查合同有效，双方继续履行。此外，西勘院应在判决书生效后10日内，向凯奇莱公司支付违约金2760万元；在判决生效1个月内，将探矿权转入凯奇莱公司名下。
西勘院不服。2006年11月，西勘院上诉到最高人民法院。
赵发琦认为，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在对凯奇莱公司与西勘院合作合同依法备案后，又对西勘院与另外企业形成的合同也进行备案，这是矛盾的根源。
“中化益业”到底什么来头
对同一矿区，为什么会出现两次备案？
记者拿到一份在2007年12月17日由凯奇莱的代理律师向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勘查处干部王凤林调查时所作的调查笔录。其中，当被问到“为什么同一项目会有两次备案”时，王凤林的回答是“这个问题你可以去问有关部门和领导”。
那么，中国化学工程集团公司（下称“中化集团”）、香港益业又是怎么出现的呢？
记者调查发现，在2005年8月18日，陕西省发改委下发的一份文件《关于中国化工集团公司香港益业投资公司建设煤化工项目有关问题的答复意见》中，有这样的表述：“根据我委与中国化学工程集团公司、香港益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的MTO项目合作协议，中化益业能源有限公司作为榆横煤化工园区240万吨甲醇制烯烃（MTO）项目业主，应尽快开展项目前期工作”。
2005年10月10日，陕西省发改委以“陕发改能源（2005）932号”文，明确“榆横240万吨甲醇MTO项目”的配套煤资源为“波罗井田”。
2006年7月7日，陕西省发改委发出“关于陕西中化益业能源投资有限公司240万吨甲醇MTO一期60万吨甲醇项目备案的通知”，同意对该项目备案。
记者从中发现，正是因为中化集团和香港益业申报“榆横240万吨甲醇MTO项目”，才有了后来西勘院与香港益业之间关于“波罗井田”的合作勘查合同书。然而，陕西中化益业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下称“中化益业”），是否真的是由中化集团和香港益业设立呢？
记者调查发现，中化益业由陕西益业投资有限公司（下称“陕西益业”）和中化集团共同出资组建，于2006年6月16日设立。其中，陕西益业占注册资本的90％，中化集团占10％。
来自工商部门的资料显示，陕西益业成立日期为2006年4月14日，其法人股东为陕西太兴置业有限公司（下称“陕西太兴置业”）和自然人刘峰。其中，刘峰占注册资本的95％，陕西太兴置业有限公司占5％。
有关资料显示，刘峰出生于1979年，西安人。但此外没有更多公开信息。
而陕西太兴置业成立于2003年6月10日,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经营及配套服务；旅游综合开发及配套服务；西林花卉的栽培与销售；建筑装饰材料、土特产品的销售。
陕西太兴置业的股东为自然人刘浩和刘亮。
记者发现，陕西益业在2008年2月3日曾做过一次投资人（股权）变更，法人股东由陕西太兴置业和刘峰变更为刘峰。也就是说，陕西益业成了刘峰的独资公司。
此外，在2008年7月25日，中化益业曾做过一次投资人（股权）变更，法人股东由陕西益业和中化集团，变更为陕西益业和陕西太兴置业，中化集团彻底退出。
这样一来，中化益业由刘峰、刘浩、刘亮三个人拥有。
发往最高法的函件由陕西国土厅起草？
更离奇的事情，发生在凯奇莱公司与西勘院的官司在最高人民法院二审期间。
知情人透露，2008年5月4日，陕西省政府办公厅向最高人民法院发出一份《关于西勘院与凯奇莱公司探矿权纠纷情况的报告》。
据介绍，这份“报告”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几点意见和请求中，包括“西勘院与凯奇莱公司的合同勘查合同没有完成备案，没有实施，应属无效合同”；“省高院一审判决对引用文件依据的理解不正确”，“执行一审判决将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流失”。
同时，该报告中还有“如果维持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将会产生一系列严重后果”，“对陕西的稳定和发展大局带来较大的消极影响”这样的表述。
据了解，针对该函，2009年2月，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侯欣一教授等数位国内法学专家联名向最高法发送了一封《关于呼吁最高人民法院抵制非法函件干预司法的建议书》。
在这份建议书中，法学专家反映了这样的意见：“密函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相关规定，将应当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予以非法加密，造成了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双方诉讼地位的严重失衡，严重影响当事人一方的切身利益。”
“密函抛弃了政府在市场竞争中应有的公正与中立地位，存有利用国家公器为私人利益服务的嫌疑。”
“密函将普通民事案件政治化，将经济案件上升为政治事件，并借‘影响陕西省的社会稳定’的帽子向最高人民法院施加巨大的政治压力，挑战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
不过，侯欣一教授在8月1日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他只是听当事人介绍了函件内容，并没有亲眼见到函件。
据了解，这起矿权纠纷案上诉至最高法是2006年11月，一直到2009年11月4日最高法才裁定撤销陕西省高院的判决，发回重审。对于案件本身，裁定书中仅有“本院经审理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的表述。
据赵发琦说，他从一些内部人士处了解到，这份以陕西省政府办公厅名义报送的函件，真正起草者是陕西省国土资源厅。
日前，陕西省政府办公厅经手此事的工作人员向媒体记者表示，这是一份内部文件，时间已经很长了，需要查档看是否已经归档，当被问及文件起草单位时，其表示“应该是陕西省国土资源厅起草的”。
不过，当日稍晚，当该工作人员再次被询问查档情况时，其又表示“卷并不在手里存，具体谁起草的也记不清了”，该工作人员最后建议可以直接问陕西省国土资源厅。
然而，陕西省国土资源厅经手此案的工作人员向媒体记者表示，目前案件已由最高人民法院发回陕西省高院重审，并对起草“报告”一事予以否认。
7月20日，针对陕西省国土资源厅矿权纠纷案否定陕西两级法院判决一事，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孙军工对媒体表示，对于法院的生效判决，行政部门不能够干扰生效判决的正常履行。
日前，赵发琦对记者说，正是因为看到“717事件”后，最高法出来表了态，明确反对行政干扰司法，省政府也成立调查组进驻横山，“我才敢站出来说这个事”。
赵发琦说，他希望的“仅仅是一个公开、透明”，“如果法律上说我不对，那我认，我要的只是一个公正的结果。”
需要法官的自律，更需要公权力的自觉
蕊睐
同样发生在陕西省横山县，同样是一起关于矿权纠纷的案件，同样是因为法院的判决引起了一方的异议，而异议方的身份，同样是陕西省一级的行政机关—陕西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西安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院与榆林市凯奇莱能源投资公司探矿权纠纷一案，与此前经媒体报道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樊占飞与陕西省国土资源厅之间的纠纷颇为相似，差别或许只在于前者是一起民事案件，而后者则是一场“民告官”的行政官司。
这种形式上的差别，并不能掩盖本质上行政权力在这两起案件的审理及执行过程中，对司法审判的不当干预。无论是通过召开“协调会”“援引”权威人士的“解读”变相不执行法院的生效判决，还是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向审理该案的人民法院寄送的函件，其目的都是相关行政机关希望借用手中的行政权力，使司法权行使的最终结果能符合他们的意愿。因此，不管名称上使用的是“协调会”还是“几点意见和请求”，具体的措辞是“权威人士的认定具有权威性”、“情况非常复杂，一两句话说不清楚”，还是“省高院一审判决对引用文件依据的理解不正确”，“执行一审判决将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甚至“如果维持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将会产生一系列严重后果”、“对陕西的稳定和发展大局带来较大的消极影响”，都是在劝说人民法院要作出有利于其（或其指定一方）的裁判。而一旦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裁判不能如其所愿，那么，就只好在司法程序外再想办法，例如通过“协调会”的方式，让不利于己方的生效判决实际“失效”。
据了解，针对发往最高人民法院的公函，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侯欣一教授等数位国内法学专家曾于去年2月联名向最高法发送了一封《关于呼吁最高人民法院抵制非法函件干预司法的建议书》。《建议书》指出，“密函抛弃了政府在市场竞争中应有的公正与中立地位，存有利用国家公器为私人利益服务的嫌疑”，“将普通民事案件政治化，将经济案件上升为政治事件，并借‘影响陕西省的社会稳定’的帽子向最高人民法院施加巨大的政治压力，挑战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
由于目前案件已由最高人民法院发回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重审，因此，公众尚无法作出公函是否影响到了最终的司法裁判结果的判断。但公函的存在（无论其措辞多么委婉），却着实说明了存在案外的力量试图干预审判机关对司法权的正常行使。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也将“依法审判案件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列为法官的权利。但在实践中，人民法院和法官受到当事各方甚至案外方干预的情况却屡见不鲜，《法官法》和《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的规定虽然可以督促法官的自律，但却无法抵御某些案外方，尤其是掌握强大公权力的某些行政机关的不自觉。而人民法院之外的“权威人士”作出的与生效裁判不一致的认定，公函中“产生一系列严重后果”、“影响社会稳定与发展”等用语对司法裁判的异议，都是对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公然挑战。
尽管存在一些法官因不自律而导致枉法裁判的现象，但当自律的法官遭遇公权力对司法权行使的不自觉干预时，人民法院和法官反而成为了弱者。
当法官也成了弱者的时候，我们不仅需要法官的自律，更需要公权力的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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