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湖北武穴籍在校女学生，在武汉主城区购买两套房产，其中一套位于东湖边的豪宅花费210万元。出手为何如此阔绰？原来，她的父亲是时任武穴市委副书记、外号“冯千万”的冯汉武。冯家“乔迁之喜”时高调宴请宾客，吸引了群众的眼球，也引起纪检监察部门的注意。据称，冯汉武多年来敛财近1300万元，目前已追回1100多万元（8月19日《楚天都市报》）。
一名贪官倒下了，雷人的是此案留给公众的侧影，竟是在校女儿购豪宅。在敛财的世界里，冯汉武花样繁多，除了公众熟悉的借过年过节、外出学习、购房搬家、干部调整、承接工程、申报项目等收取礼金及好处费外，竟然还向相关单位和个人变卖其收受的大量烟酒礼品。由此言之，纪检监察部门对烟酒行贿也应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如何敛财及如何反腐，留待他人讨论，我更好奇的是贪官和房价之间的关系。表相上，房价是开发商制定的，和贪官有什么关系？实际上，开发商确定房价，一是依据市场需求，二是依据开发成本。此两点，都在贪官的能量范围内。
先言第一点，需求。冯汉武仅在武汉，就以女儿名义购买两套住房，直接加剧了市场的需求。若说只一个贪官如此，那对房地产市场影响还不大。但我们看到，几乎所有贪官都拥有不止一套的住房。比如，原重庆司法局长文强被查房产16套，原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戴国森被搜出房产证10余本，原上海市浦东新区副区长康慧军因炒房20多套得名“炒房区长”，原上海市浦东新区外高桥保税区管委会规划建设处处长陶建国涉嫌非法收受29套房产……
聪明人都喜欢作大学排名，鲜有人愿意统计已经查处的贪官，累计有多少套房产。但一叶知秋，仅从上述几例看，数量是惊人的。如果再加上那些没有被查处的，足以“当惊天下殊”。可以说，顺着房产去查，能摸出一藤的烂瓜。官员用大量的贿款或灰色收入投入房市，令暴利的市场严重失衡。如果这些房产不被贪官所攫有，而是到市场上参与流通，房市的虚火当能平息不小。
再言第二点，成本。在冯汉武的贪腐历程中，也留下了建筑商的身影。众所周知，房价居高不下有一个重要原因：一些房地产商在房价中计入了太多的腐败成本。比如，原湖南省衡阳市原副市长兼市商业银行董事长刘兴德，他的一条生财之道就是多次利用发放贷款的权力收受贿赂。羊毛不会出在狼身上，行贿成本自然被折算进开发成本，加入到房价中来。成思危先生曾经表示，开发商成本价中有三分之一是送给贪官的。可见，腐败因素直接加大了房产成本，抬高了房产价格。
由此看来，腐败犹如时下热议的“超级细菌”，直接导致了房地产市场的失序，导致了房地产价格的过快增长。专家已经表示，目前“超级细菌”并非无药可医，香港即有治愈先例。其实放眼海外，房市“超级细菌”治愈先例更多，同样并非无药可医。十七届四中全会已经明确要求，把住房、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列入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内容。这就是一剂良药，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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