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女国土局长的权色人生
中纪委说她“级别最低、数额最大、手段最恶劣”
和那些善于人前一面人后一面的贪官不一样，罗亚平一直坚持着悍、泼、贪的特点，在民间被称为“女文强”。但同样因为泼辣、“有魄力”，她也屡屡被提拔。这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最贪的科级干部，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
逼局长与自己结婚
罗亚平是满族人，1960年12月生于抚顺市郊区的一个小镇。因为不漂亮，加上一股男孩子的彪悍，她从小就不愿意和女孩玩，整天跟着哥哥和一帮男孩子混。加上有个当乡领导的父亲宠着，罗亚平霸道专横、泼辣强悍。
1979年高中毕业后，罗亚平没能考上大学，但她很快爱上了一个男人并和他结了婚。1984年，这段维持了5年的婚姻，在留下一个2岁多的女儿后，以离婚告终。这中间，原本是农村供销社售货员的罗亚平通过关系，到抚顺市政府城建局团委当起了通讯员。
1987年，罗亚平调入抚顺市顺城区国土局做审批工作。1990年，30岁的罗亚平看上了自己的顶头上司、时任顺城区国土局局长和人事局局长的桂思本。时年38岁的桂思本仪表堂堂、相貌英俊，是罗亚平当时接触的男人中最出类拔萃的一个。罗亚平疯狂地爱上了他。然而，桂思本当时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妻子是顺城区某局一名干部，温柔贤惠，两个儿子也都很优秀。尽管这样，罗亚平还是毫无顾忌地发起了“夺夫大战”。
为了得到桂思本，罗亚平直接到桂妻单位又哭又闹，两边的单位都不得安宁。后来，领导出面做她的工作，她便撒泼耍赖，往办公室的沙发上一躺，号啕大哭。哭够了，闹够了，她跳起来放下狠话：“谁要是敢逼我，我就先杀了他全家再自杀！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我都这样了，我怕啥？”
如此这般，两年后，桂思本夫妇双双投降，离婚了事。罗亚平则终于如愿以偿，带着女儿搬进了桂思本家。然而，强扭的瓜终究不甜。明里暗里，桂思本带着两个儿子一直和前妻有来往。罗亚平闹过、打过，都无济于事。桂思本的两个儿子更是对她恨之入骨。结婚当年，桂思本“下海”经商，但钱都被罗亚平“拢在手里”。因此，没过多久，两人感情就出现危机。2005年6月，两人最终协议离婚。
官场上的敛财机器
尽管情场并不如意，但罗亚平在仕途上却一帆风顺。
罗亚平在国土局的最初一段时间，工作勤勤恳恳，业务上也是首屈一指，很快获得了领导的首肯并被提拔为科长。上世纪90年代末，罗亚平又被提拔为顺城区发展规划局副局长。那时，顺城区开始快速城市化，罗亚平成为顺城区开发初期最炙手可热的实权人物。
搞开发就离不开拆迁，对待那些阻止她开发土地的人，罗亚平的泼辣有了用武之地。面对态度强硬的拆迁户，罗亚平的态度更加“强硬”。有工作人员回忆说，“面对这些钉子户，罗亚平根本不像一个政府部门领导，更像是一个农村泼妇。她用手指着对方的脑袋破口大骂，什么脏话都能说出来。”就这样，许多拆迁户搬离了开发地段。但是，罗亚平的彪悍也引起过极端反应。前甸詹家村的一对被拆迁村民夫妇，因动迁费尚未谈妥就被强行搬迁，2005年11月9日，他们来到罗亚平的办公室，拔刀相向，刺伤了她的胃部和肝脏。尽管没有性命之忧，但也让罗亚平在病床上休养了半年多。
罗亚平的上级领导也都领教过她的彪悍。2005年5月的一次区政府会议期间，不知道受了什么刺激，罗亚平会后站在区政府大院内，冲着办公大楼大声地叫嚷：“是我弄来钱给你们开支，你们都是我养活的，没有我来赚钱，你们只能去喝西北风。”而这时，散会的各位领导刚好走到办公楼的门口，听到这样的话都面面相觑。
罗亚平的底气无疑就是因为自己“有钱”，而她捞钱的本事，的确让很多人望尘莫及。
2002年，罗亚平兼任顺城区土地经营管理中心主任，她利用市政府管理土地出让金的漏洞，将国有土地当成了自己的摇钱树。一开始，每出让一块地，她都让开发商拿两张支票给她，一张交给土地经管中心，一张装入自己的腰包。到后来，卖地得了钱归谁，就完全看罗亚平的心情了：高兴了，就分一部分给土地经管中心；不高兴了，就一分不剩地据为己有。2004年7月，某开发商所缴纳的380万元征地款，一转身就被罗亚平全部带回了家。而她私吞的最大一笔征地款数额竟高达800万元。
就这样，罗亚平2007年便拥有多达22套房产，遍布抚顺市区的高档社区，光是房屋市值就接近上千万元，还不包括动不动就上百万的豪华装修和昂贵家电。在她看来，此时自己的人生已经进入权钱交易的“良性”循环中：“有了权，就会有钱；有了钱，就会有更大的权……”
包养情人，“发展”上下级
有了钱、权，罗亚平又开始觊觎美色。因为相貌不佳和彪悍泼辣，自从和前两任老公离婚后，她基本上没有男人缘。但罗亚平却随时想着“弥补”失去的青春。
罗亚平首先把目光瞄向了自己的下属、小她12岁的葛锋。她先提拔葛锋做自己的副手，然后不费吹灰之力地将他发展成情人。每逢出差开会、外出考察，她都让葛锋如影随形。在抚顺时，只要她需要，一个电话就把葛锋叫到酒店。为了与葛锋安心享受偷情生活，她一出手就是100万元，让他摆平家里的老婆。
罗亚平还瞄上了区里一位主要领导。一天下班，她走进这位领导的办公室，说：“今晚你跟我走，我让你发笔小财。”随后，罗亚平带着这位领导直接进了一家酒店的豪华套间。罗亚平掏出5万块钱，要求这位领导“陪一个晚上”。结果，这位领导竟鬼使神差地跟她上了床。此后，只要罗亚平高兴，就带着这位领导去“发小财”。
罗亚平在捞取巨额赃款后，也在谋划着自己的“保护伞”。她首先“发展”了顶头上司，时任抚顺国土规划局局长的江润黎。除了钱，罗亚平给江润黎没少送奢侈品，而江润黎则照单全收。江润黎2007年案发后，办案人员在她家共查获48块劳力士等名牌手表，253个LV手提包、1246套高级名牌服饰和600多件金银首饰、159条项链，贪污受贿、巨额财产不明共计700多万元。此外，土地经营管理中心主任管飞、审批股股长于萍和报账员蒲关辉也被罗亚平拉下水。更有甚者，顺城区区长张家春把其私人印鉴和顺城区人民政府的公章都交给了罗亚平“管理”。
穷途末路，妄图以钱换命
俗话说，“出来混总是要还的”。罗亚平从开发商那里获得了令人惊叹的财富，但她最终也倒在了开发商的“暗箭”之下。
由于交易中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从2005年开始，一些对罗亚平不满的开发商开始不断地往省、市各级纪委和检察机关递送举报材料，并最终引起上级监管部门的关注。
2005年，抚顺原市委书记周银校和市长王华平相继落马，罗亚平开始警觉起来，并想到尽快利用移民来躲避早晚到来的法律制裁。就在这一年，罗亚平花费20万美元，匆忙与一个加拿大籍华人结婚，开始操办移民事宜。
但罗亚平的愿望并未实现。2007年，随着江润黎落网，7月16日，抚顺市纪委对罗亚平采取了“双规”措施。面对审查人员，罗亚平态度强硬：“叫你们书记来，我有话对他说！他敢不来，我就绝食！”办案人员无奈，只好找来当时主管调查的纪委副书记王新国。见面后，罗亚平单刀直入地对王新国说：“你把我放了，我给你600万。”
正是这句话，让王新国坚定了查办罗亚平案件的决心。王新国不动声色地作出深挖罗亚平一案的批示。不久，市纪委将罗亚平一案上报辽宁省纪委。省纪委很重视，组织了精干力量全力查办此案。在一系列人证、物证面前，罗亚平终于低头认罪，交待出赃款藏匿地。办案人员随后在罗亚平的保险柜中，发现了几十张存折，经过几轮的核对后，数字定格在1.45亿！
沈阳市检察院在起诉书中称，罗亚平涉案金额共计6000余万元，其余属于单位小金库性质。2008年3月25日，罗亚平被刑事拘留。2008年10月31日，罗亚平被沈阳市人民检察院以贪污、受贿罪向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09年1月20日，罗亚平案在沈阳市中级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直到今天，案件仍然没有宣判。
“三最”女贪官的警示
“有土地便有腐败”， 这似乎已是当前的官场定律。土地部门已成为我国腐败高发领域之一，也成为腐败最难治理的领域之一。罗亚平案再次印证了这一点。
究竟该如何监管国土部门的干部，如何防止此类案件的再度发生呢？对此，本刊记者采访了东北师范大学廉政研究中心教授柏维春。
环球人物杂志：目前，国土部门腐败案有什么特点？
柏维春：国土系统腐败案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大案、窝案、串案增多。涉案人员多是政府部门官员，其关系也多为上下级、同事或朋友，彼此结成利益同盟。在罗亚平案中，这一特点也很明显。罗亚平涉案金额如此巨大，与为其担当“保护伞”的领导和“打掩护”的下级关系密切。
环球人物杂志：是什么因素促使罗亚平成为“级别最低、数额最大、手段最恶劣”的“三最”女贪官？
柏维春：罗亚平之所以能成为“三最”女贪官，与以下几大条件分不开：第一，“一把手” 权力独揽。尽管罗亚平的职务只是科级，但她是部门的“一把手”，对区域项目审批拥有绝对的话语权；第二，掌管着当前社会中最稀缺、供需关系最紧张的资源——土地，可谓是“油水”最大的部门；第三，建立利益联盟。在罗亚平案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利益链条：上级部门直属领导——罗亚平本人——下属——房地产商。一旦案发，便是典型的窝案、串案；第四，大搞土地财政。由于GDP数据是考核官员政绩的主要指标，很多地方官员往往把出让土地当作拉动GDP的重要手段。这也给像罗亚平一样的国土管理干部以可乘之机。
环球人物杂志：面对这样的形势，我们应该如何监管国土部门的相关干部，防止更多腐败的发生？
柏维春：要有效地预防国土系统官员的腐败，我认为要从5个方面着手：第一，要明确政府职能，政府部门的职能应该定位于制定土地政策，保护土地资源，规范土地市场。第二是建立透明的制约、监督机制。政府须将土地出让、规划、调整等信息公开，采取公示、听证等方式，方便企业、民众参与决策和实施监督，避免官商勾结，解决权力封闭运行问题。第三，要针对土地部门工作的重点部位、关键环节，建立科学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第四，改革政府部门及官员任用的政绩评价指标体系，不能仅看GDP增长，增加合理利用土地资源、改善民众居住条件等指标及其权重。第五，在加大查办国土资源领域职务犯罪力度的同时，要严厉追究政府“一把手”的失察失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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