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发布的《2009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透露，中国信访总量至2009年已连续5年下降。但相关数据却立马招致坊间质疑。
在高层着力打造和谐社会、公民民主意识逐渐浓烈的中国，减少群体性事件现已被很多地方官员视为头等要务，信访量成了衡量政绩的硬性指标之一，地方政府和官员自然会多加下力。由此，“信访总量连降5年”并非不可能。
不过，真如官方所说，其下降主要原因是“中国进一步完善信访工作法规制度体系，将定期接待民众来访的主体从县委书记层拓宽到各级官员”吗？
屡屡见诸报端的地方政府截访、威胁并关押上访民众等恶性事件，和那些上访数载却无人问津、遭受欺压却无处讲理的诸多事实，无不显示当下民众需要通过信访解决的纠纷依旧数量庞大——或许也有因舆论监督进步产生错觉的成分。
新近曝光的帮地方政府暴力堵截、广设“黑狱”关押、押送赴京“告御状者”成为北京安元鼎公司等保安公司的红火业务，更提醒人们，地方政府截访手段正变得更隐蔽——这对信访量下降可能是真正“功不可没”。
不难想像，如此“解决”信访于途中，能换来一个好看的数据和某些官员头上乌纱帽的稳定，但民众也会对地方政府进一步失去信任，更加视信访为寻求公平正义的最后手段，信访意愿不减反增。
其实，信访体制本是社会治理失灵时的一个临时救助器，中国民众信“访”不信法，不仅令社会消解危害稳定因素的成本日趋昂贵，更令中国迈向法治化社会的步伐总难摆脱行政和人治的色彩。高层呼吁减少信访量确有合理施政逻辑。
高层还为此提出了“疏通之道”：将矛盾化解在基层，避免矛盾纠纷由小变大，由村到镇、由镇到县到市甚至上省进京。但封堵之策明显与之相悖，只会积累社会矛盾。一旦堵不胜堵，就易以更激烈、极端方式爆发，对社会稳定之冲击更甚。
故而，不能沾沾自喜于所谓“信访总量下降”的报喜数字，急于表“制度完善”之功，更要多警惕非“制度完善”因素的危害，警惕本就有限的民意表达通道遭遇变相堵塞。
只有地方官员真正消除“消极维稳”的政绩观，转变为主动化解矛盾或防止矛盾产生，让信访这个“兜底机制”少发挥功效，由此带来的信访量下降，才真正推动了中国人权进步。
[作者： 钟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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