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致渊（媒体人）
在进入后拆迁时间，宜黄有些官员同情的对象仍然是“好书记”而非钟家。这表明，免掉一个为拆迁悲剧负责的官员容易，而根除那些制造拆迁悲剧的观念则非常困难。
如今江西宜黄已经进入“后拆迁”时间。随着原宜黄县委书记、县长被免职，民意似乎得以安抚。整个事件的是非曲直，并不复杂，也不难做出判断。
然而，据昨日《南方周末》报道，记者发现，即使在自焚事件后，宜黄的一些官员（包括离退休官员），不仅对强拆有着迥异于舆论的判断，不少官员反思的结果是，落马官员是因为“倒霉”，对“拆出人命”的前县委书记邱建国的评价也颇高；据说有退休官员还上书为他作保。
与这种高调不同的是，很多宜黄官员对钟家则不愿做评价。对于钟家的房产，当地的一位拆迁官员反倒认为，“如果不是邱书记，钟家所在的地段根本不值钱”。对于钟家的自焚事件，当地有官员认为“并非因为强拆违法，而是具体处置措施失当，没有控制住局面”。
如果报道确实反映了当地的真实状况，那么，耐人寻味的问题是，有些宜黄官员为何同情书记而非钟家，那些官员们的价值观和立场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会集体性地跑到社会舆论的对立面？
从事实层面来说，那些官员之所以对邱建国念念不忘，乃是因为他的到来而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宜黄速度”。这应该也给当地民众和官员带来了切实的利益。在“钟家也该感谢邱书记”的逻辑中，呈现的也是对邱建国的“积极”肯定。
而邱建国作为行政体系中的一员，也决定了很多宜黄官员对其有一种天然的认同。然而，在宜黄“后拆迁时间”反常的官员舆情，其背后的复杂性，又不能简单地用身份认同阐释。
实质上问题仍然在于，对强拆合法性以及正义与否的认定。在当地有些官员看来“没有强拆，就没有宜黄速度”，而强拆背后乃是为了实现整个宜黄民众的公共利益，因而，为了公共利益就可以牺牲一部分私人利益。在强拆中当地官员们当然会有追求政绩的私人动机，但是，如果他们认为，强拆最终乃是为了让宜黄百姓生活得更美好，他们怀有一颗“公心”，那么强拆就是“合情合理”的事情了。当地有些官员正是用这样一个崇高的目的赋予强拆“正义”的面孔，以及行动的理由。
从表面上来看，这好像与“执政为民”的理念并不冲突。然而，宜黄以及其他地方的诸多官员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所理解的这个“民”乃是抽象概念与集体意义上的“民”，而非现代社会与政治生活中个体意义上的“民”。他们也不能理解，“执政为民”的现实含义乃是在保障每一个公民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实现公共利益。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会看到，有那么多的拆迁户会用生命捍卫自己的家园。
黑格尔说，悲剧乃是源于两种伦理的冲突。这两种伦理似乎都是正义的化身，所以，才会互不相让，最终导致矛盾激化，以悲剧收场。以此来看宜黄拆迁悲剧，就是地方官员“强拆的正义”与钟家维护权利的正义之间的碰撞。不过，宜黄“强拆的正义”实质上是一种“伪正义”，在一个法治国家和文明社会，这种悲剧实在不应该发生。更可悲的是，在进入后拆迁时间，这种观念并没有终结。宜黄有些官员同情的对象仍然是“好书记”而非钟家。这表明，免掉一个为拆迁悲剧负责的官员容易，而根除那些制造拆迁悲剧的观念则非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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