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长的“福利过度论”的双重错位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胡晓义日前接受中国政府网专访，就《社会保险法》进行现场解读。胡晓义表示，《社会保险法》的立法原则包括“不能重蹈一些国家由于福利过度导致养懒汉这样一种覆辙”。(11月25日《现代快报》)
西方一些高福利国家也许确实存在“福利过度”问题，导致政府财政支出时常捉襟见肘，并让极少数人躺在社会福利上睡大觉、做懒汉。社会福利需求具有某种“刚性”，增加容易削减难。近年来西方一些国家经济萎靡不振，财政收入减少，政府意欲削减社会福利，却遭到了民众的强烈反对，罢工潮此起彼伏。
但这显然只是“那边的风景”，反观我们，现在的问题不是什么“福利过度”，而是公民福利水平低下、福利欠账较多、福利保障不牢靠。西方一些国家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公共福利政策，而我们呢？很多人“生不起”、“死不起”，上不起学、看不起病、养不起老、买不起房……面对如此国情，你却说要防止“福利过度”，让人产生强烈的“错位感”。这个“福利过度论”对于中国民众实在太奢侈。
基于国情现状，时下的问题不是公民福利支出让政府财政不堪重负，而是财政收入连年“飘红”，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但在公民福利支出方面还显得过于小气。政府财政收入如何分配使用是一个宏大命题，但有一点是很明确的，财政收入“取之于民”应当“用之于民”，而不能“用之于官”，不能用之于“三公消费”、“形象工程”以及拆了建、建了拆，更不能被揣进部门和个人腰包。正因如此，中央提出由追求“国强”向追求“民富”转变。怎样追求“民富”？无非是一方面改革初次分配，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分配比重，让民众手里更有钱；另一方面改革二次分配，提高民众的福利待遇。
社会保障部门的职能位显而易见，既是公共福利政策的建言者，也是公民福利的代言者，更是公共福利政策的落实者和监管者，应该对公民福利贫弱现状有着更多、更深刻的体认，并时时不忘为提高公民福利待遇鼓与呼，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担忧公民享受的福利政策太多、太优厚。
国内的现状是生不起、病不起、死不起
先说一个故事。话说一位官员到民间体察民情，见一乞丐正在津津有味地吃一坨捡来的肥肉。官员和蔼地告诉该乞丐：你不能吃太多肥肉啊，肥肉胆固醇很高，对你身体不好啊。当然，这个故事是虚构的。
故事虽是虚构的，但故事中的这种官员，在现实生活中却比比皆是。11月23日，人社部副部长胡晓义接受《中国政府网》专访时表示，《社会保险法》不能重蹈一些国家由于福利过度导致养懒汉这样一种覆辙。在网上看到这段话之后，我第一时间转到了微博。嗯，我承认自己是有些不厚道——就像网友所说，面对这种官员，智力上的优越感总是一波一波涌来。
社会福利过度会导致养懒汉，这话完全正确。没吃过猪肉，也看过猪跑。我虽没有去过国外，这些年托网络的福，也了解到一些国家在社会福利方面的情况。瑞典、瑞士、丹麦这些传统高福利国家就不说了，就连美国这种通常被认为是“低福利”的国家，也养着许多“懒汉”。美国有一种“食品券”，由农业部出面向低收入家庭折价或免费发放这种特殊的凭证，穷人们可以用它来换取某些特定的食品。由于食品券能够解决一个人的基本生活保障(有时候还用不完)，所以不少穷人宁愿坐在家里领食品券，也不愿意去上班。但是很奇怪，尽管养了为数不少的“懒汉”，美国并没有取消食品券的迹象。为什么呢？很简单，如果取消了食品券，政府确实放下了“懒汉”的包袱，财政上也轻松了许多，可八分之一的美国人就会饿肚子了——那可是三千多万张花花绿绿的选票啊。
应该承认，最近十几年来，中国的社会福利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实事求是地说，整体水平不但与瑞典、瑞士、丹麦这些高福利国家相比差距巨大，就是与美国这种低福利国家相比，仍然远不在一个水平线上。就拿城市低保来说，今年1—6月，全国各地的人均低保补助水平都在400元以下，最高的北京市也只有区区的356元。这样一点钱要在城市里过日子，生存都几成问题，谈得上养懒汉吗？更别说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农村居民其实是“负福利”——他们要比城市居民纳更多的税，却面对更低的社会福利水平。因此，对于这个国家绝大部分人来说，所谓“福利过度”，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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