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士兵 媒体人
原题：向王企道歉，是在救赎法律尊严
要想完成对权力公信与法律尊严的救赎，就该让失范的公权力从幕后走出来，现身说法，公开道歉。
“我想让那些人(打人警察)道歉。他们再去学校，到我当初演讲的地方，公开道歉。”这是王企现在的心愿。两年前，只因与嫌犯重名，这个15岁的无辜少年被警察错误刑拘，随后被判处两年徒刑。幸亏他后来在少管所里“巧遇真凶”，才得以无罪获释，那时，他已被羁押212天。
王企这个告别冤狱噩梦后的心愿，并不算奢侈，甚至可以说是太朴素。然而，王企如此简单的心愿，恐怕谁也不敢打保票说，他就一定能得到满足。
王企遭受的冤屈，其残酷与荒唐程度，对未成年人来说是难以承受的。刑讯逼供的身体苦痛，违法取证的程序错误，被带到学校的当众忏悔，巧遇真凶的悲情尴尬，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未成年人的身上。冤屈澄清后，随着时间的流逝，肉体伤痛或许能愈合，但遭遇的人格尊严侮辱，却并不能轻易随着时间流逝。
尽管王企无罪获释了，当地法院还做出赔偿2.3万余元的决定，却驳回包括“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等其他诉讼请求。这意味着，他曾遭受的人格羞辱，在长期淤积为沉重的精神伤痛后，仍然无法找到可以释放的出口。如果连曾伤害他的公权力，也不愿以道歉来承担公开、错误羞辱人格的责任，王企又怎能摆脱人格受伤的隐痛？
回顾过去发生的此类“乌龙案件”，不难发现，那些刑讯逼供的受害者，大多要在“洗冤”的泥沼中经过漫长挣扎，司法救济和纠错机制的严重滞后与缺失，一些权力的荒唐与冷漠，令人无比惊愕。显然，在翻案之后应该启动相关问责，由此也就牵涉种种利益博弈，以致当初的办案人员纷纷回避躲闪。而且，在盘根错节的权力干扰之下，这类案件的问责结果，往往都令人一声叹息。
在这样的语境下，王企想让参与刑讯逼供的警察现身说法，公开道歉，自然更加艰难。或许，还不止是那些冤假错案的制造者会藏在暗处，一脸阴险麻木地审视着王企承受的人性灾难，很可能连一些权力部门也会考虑到所谓的形象与影响，对王企讨要“有尊严”的行为一脸漠然。素不知，这样只能继续支付司法公信力的代价。
“被判刑时，我才真正知道法律的厉害！”这是王企的感叹。本来，法律的厉害应该体现在震慑有罪者上，而不是让无辜少年茫然惊悸。现在，要想完成对权力公信与法律尊严的救赎，就该让失范的公权力从幕后走出来，现身说法，公开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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