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元旦，深圳罗湖口岸，从香港购物归来等待入关的内地游客。
境外购物已不是高端人群的专利，普通人群也开始“去海外打酱油”
新年购物季，香港海港城LV专卖店门口排长队等候购物的顾客，其中以内地人居多。
在这个物价上涨风潮来袭的年末，“去海外打酱油”已是最新购物口号。
物价在上涨，人民在干嘛？他们在“翻墙”。
苏小姐住在北京CBD一座高档公寓里，打开她的冰箱，你能看到一个三口之家的饮食习惯、烹饪风格和这位频繁往来中美两地的母亲对生活的精打细算。六个月前从洛杉矶回到北京，为了逃离本地复杂的供应链和日益攀升的价格，她带回了小儿子的奶粉，十几瓶难以叫出名字的西餐调料，甚至几串香蕉和一袋1.36公斤、21.2美元的KIRKLAND咖啡豆。
拥有多国工作经验的FRANK与自己的妻子住在北京北部的中产阶级别墅区，他们已经形成了境外购物习惯。“除了油盐酱醋之外，几乎不在内地市场购买任何物品。”这个家庭习惯前往欧洲郊区的OUTLET购买衣服、电器、日常用品和奢侈品。
上海女孩儿Lily和她的朋友们则已经放弃了在国内购买她们必需的化妆品。尽管这些典型的外企白领出差频繁，她们还是需要精心安排大约两个月一次的境外出差兼购物之旅：衣物、饰品，甚至一瓶简单的卸妆油……购买计划都以两个月一次的频率进行。
除了上述这些拥有频繁出入国境的高端人群，普通人也有自己的途径。在网上，代购网站生意兴隆，他们为不便出境的人在香港、日本或者欧美解决从皮鞋、电器到名牌挎包的一切消费需求；在深圳海关，据统计每天往来着近万名“水客”，这些频繁往返香港的人的超大旅行箱几乎就是广深一带市民的移动廉价超市。
外贸食品超市的经营人、海外移民、奢侈品牌经理、有境外购物习惯的本地富人以及境外品牌的代理商……以及如你我一般的普通人，在一个对价格数字异常敏感的时期，他们的生意与生计都令他们有了一个统一身份——购物“翻墙者”。
超市里的秘密
从国外超市的商品价格里，你能明白“这个国家确实能为生活在其中的人争取到最大的福利”
在这个“去海外打酱油”已成年末购物口号的时候，牛肉干供货商邢先生却在忿忿不平地介绍着自己一年要交给超市的各项莫名其妙的费用。“1995年，家乐福进入北京，生意旺盛，不长时间之后，他们开始在国庆、店庆、元旦、新年等传统假日，按照销量特别收取一项‘过节费’。不久之后，北京超市纷纷开始向供货商征收这笔钱。
“除此之外，还要按月交所谓的‘促销海报印刷费’，关系好的话，你可以两个月交一次，登上海报对那些日常销量巨大的油、米、调料作用显著，对于我们这种休闲食品微乎其微，这是明显地为超市做贡献。”
如果把商品放在货架的头排，需额外收费，对于肉类、蔬菜等占地较大，竞争激烈的商品，采购人员还会给出一个明年不可能的“销量指标”提醒你支付灰色贿赂。
几年来，在一直需求旺盛的市场上，这些支出被邢先生这个从业6年的供货商看作是“没有明文规定但是行业里都默认的”。货架上保质期一年的牛肉干送到超市之后，如果过了三个月便会被原封不动退回，如果出现破损，这些都将由厂家承担。超市对于货架上的品牌拥有至高无上的选择权，在这个已变得过于冷酷的买卖平台之上，大部分商场往往还要延迟支付厂家当月的销售所得。“沃尔玛甚至要到三个月之后才能结账。”
2009年12月20日，在物价上涨的敏感时期，他在一个社区超市的经理办公室里低头恳求着什么，经理显得不太耐烦，对于沟通的结果，他们都有些失望，邢先生唉声叹气地走出了这个有所有价格秘密的房间。“化肥在涨，蔬菜在涨，农民养牛的成本也高了，牛肉开始涨价，这都是在一个连锁反应里。刚性的东西涨价，你还要买，老百姓不能不生活，但对于牛肉干这种休闲食品，卖的相对就少了。”对于超市和供应商而言，年末意味利益的争夺与博弈，供应商要缴纳新一年的进店费，以及一些额外的、可商量的支出。因为涨价，附近居民克制了自己的食欲，在逐渐变得艰难的市场里，这家小型社区超市仍以“续约费”为由加收1500元费用令邢先生愤怒，“在这里，我们一年也只能卖出2万元左右的牛肉干。”
生意还得继续，对于邢先生这样的普通消费品供货商来说，这些“莫名其妙的费用”还得年复一年甚至逐年上涨地交下去，当然，这些费用的转嫁目标都是消费者，最终反映到我们可见的上涨的价格之上。
但在欧美的超市中，消费者们则很少遭遇这种转嫁式的物价上涨。以苏小姐在美国购买的KIRKLAND咖啡豆为例，这种咖啡豆是仓储超市COSTCO自主经营的品牌，在美国，作为最接近消费者的地方，超市往往成为为全球各地的土地与工厂制定生产标准，从原产地大批量地采购、直接配送的巨商，一方面极大地压低了价格，另一方面，也保证了每一个季节都有稳定、大量、持续的物品供应。
类似苏小姐这样的人群可以充分感受到国内外不同经营模式下物价的差别：KIRKLAND咖啡豆，1.36公斤、21.2美元，但在中国购买相同质量的咖啡豆则大约在320元人民币左右，比美国市场贵一倍以上，同时，这也是大部分外贸食物，在中国比美国贵的比例；苏小姐一家在美国超市里经常购买的一种日本大米，1斤合12元人民币左右，而这种大米曾经在2007年8月北京的太平洋百货以50元每斤的天价亮相；TOSHIBA1080P的52英寸液晶电视，售价9989元人民币，而在中国市场，这台电视的价格则在12990元，比美国贵了30%。
“美国超市种类繁多，有COSTCO、沃尔玛这种大型仓储类超市、日杂店、小品牌精品店，也有园艺超市、墨西哥人超市、华人超市。很多人抱怨中国的商品比美国昂贵，但很多时候这没有可比性。”苏小姐说，“你要知道，美国经历了上百年自由市场并且抢先进行了全球布局。”
至于她购买的香蕉，据英国《卫报》的一份调查报告披露：全球香蕉市场一直被三大公司总部均在美国的跨国公司控制，分别为都乐食品公司、奇基塔国际公司、德尔蒙新鲜农产品公司，合计已控制全球超过2/3的香蕉贸易。
“墨西哥、南美、菲律宾，‘都乐’这种香蕉公司就像一个独裁的王国，他们甚至会用当地的军队捍卫，在这种贸易里，你既能看到一种殖民时期的风格，但也明白了这个国家确实能为生活在其中的人争取到最大的福利。”苏小姐说。
但在中国，沃尔玛这种往往有强大的物流基地、生产基地、全球分配商品以降低成本的巨型超市，一直以来由于封闭了渠道的地方保护、税务等复杂的原因，始终没能在中国发挥出自己的全球采购系统功能，而在美国沃尔玛超市里，中国本地商品占到了95%以上。
同样，在冷藏、物流、销售的环节，比起欧美，中国的蔬菜至少浪费了20%，一方面，欧美直接是包装精细的净菜配送，另一方面，在零售上，大部分情况是一种蔬菜全部集中在一个摊位，由一位售货员完成，而不像中国，往往很多零售商分别占据了不同摊位，浪费了人力。
中国人就是喜欢贵的？
在新富人群迅速庞大的中国，奢侈品价格昂贵的原因便已不再是关税，而是中国消费者本身的欲望与盲目
在欧美，购买奢侈品的时间一般在金色夕阳西下，和平、安静，人与人之间容易产生温情脉脉的喜悦。但在中国这一切都变了，“有一天，一个客人早上起来，一小时买了6块表，他们很急，在欧洲卖掉一块表最快也需要四个小时，在中国一个小时内有钱人就会付钱。”
这位“一块最便宜的入门表也要10万以上”的奢侈品中国区经理Frank，接触了大量大陆新富人群之后，开始想写一本书叫“怎样花钱才开心”。“中国一年能开10家店，欧洲10年开两家”，2009年，品牌保守估计增长了50%，这个在2009年夏天才开设第二家直营店的品牌，在2010年的计划将开满中国所有的省会城市。
很多人抱怨中国政府对于奢侈品的关税过高，但在代理商苏小姐看来，加入WTO后中国市场逐渐放开，很多品牌取消了代理制，开设直营店，奢侈品价格昂贵的原因便已不再是关税，而是中国消费者本身的欲望与盲目。
“知名的高级奢侈品集团仍在被几个欧洲家族把管，而奢侈品的生意有着明显的区域化差异，有时候，如同古董的买卖，市场炒作、追捧本身会使它们自行升价，中国的新富人群一直以来的强大消费能力，令一线品牌将这个市场的价格定位过高。”
苏小姐现在只和几个大型门户网站销售一些二三线品牌，但这也并没有为她带来太多想象中的实惠，“虽然我的价格是专卖店的2/3，人们还是习惯去专卖店消费，或者怀着占了便宜的狂喜心理通过一些不正常的境外手段获得。”
对于Frank这些有能力与机会翻墙去境外购物的人而言，他们都是没有被通货膨胀困住的富人典型，人民币升值，利率下降，又给这个家庭在海外购物时带来了很多实实在在的恩惠。
Frank看来，四小龙市场过小，中国市场过大，当年这种追求外汇的生意伤害并贬低了“中国制造”，忽视了这个国家本身便很庞大的内需。但作为全球化的一员，对于“世界的工厂”中国，大部分“中国制造”都在这个冬天变得似乎不再如Frank设想的那般便宜、温和。NATE是一家时尚饰品的品牌公关，而在他的行业里，他所看到的是另一层关于“中国制造”更深、更激烈的循环链条。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首饰加工基地，我们的产品100%中国生产，像一些顶级的品牌，虽然写的欧洲制造，但至少也有30%到40%的部分在中国完成。2010年，原料、工人、厂房、店面都在加价。”
从10月份到第二年3月，有西方圣诞节与东方农历新年，都是各大品牌引发大量购买行为、发布新品的时候，但在2010年11月，奢侈品牌迎来了自己暗淡的一个月。
“相比2009年，销量下降了20%左右，12月份各个品牌促销力度很大，大家都想把11月份的损失赚回来。还有我们的竞争对手，之前从没见过他们打折，今年第一次我看到他们也在打折。”
2011年，NATE的品牌所在的商场租金将提升2%~3%，大部分的品牌都在酝酿涨价的计划。因为市中心土地的租金问题，也有很多餐厅在这个冬天被迫消失。对于已习惯从国外购买化妆品的上海女孩儿Lily来说，年底的通膨还是给她带来了恐惧，“我和同事中午常常去一家四十几平方米的餐厅午餐，老板有一天说由于无法负担昂贵的租金，他们要从上海搬回香港。一家人均消费四五十元的餐馆都要关门，你就明白你的生活已变得多么昂贵。”
2010年10月，LV在欧洲颁布了新的规定：一本护照只能买一个手袋，同时，在3个月内都不能再次购买，而早前，一本护照可以买5个手袋，并且不限量时长。
“现在去欧洲买的人太多了，比国内便宜三分之一，同样款式你想要的包和鞋子，欧洲很多地方都出现断货，但在亚洲却有很多的库存积压。在巴黎的老佛爷店里，你甚至还会遇到跑来借护照的大陆游客。”一位飞国际航线，经常从国外带货给朋友们的空姐说。
而在9月1日，新的海关条例颁布之后，取消了过去对个人邮递物品的免税额，并且对邮递进境物品应缴进口税超过50元人民币的一律按商品价值全额征税，也加大了去国外获得一个更便宜奢侈品的难度。而在此前，个人邮递物品的征税是按照1994年发布的相关个人物品入境免税规定执行的。根据该规定，寄自或寄往港澳地区的个人物品限值为800元，免税额为400元；寄自或寄往其他地区的个人物品限值为1000元，免税额为500元。
海关总署监管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如今大部分进境邮件不再是亲友间馈赠的物品，进出境邮件的性质已向交易性质的商品为主转变。9月1日实行的关税新政，标志着个人境外代购“免税时代”的终结，境外代购的成本将大大增加，许多代购网店纷纷关门，取而代之的是Tony这样更有实力的商人。
“如果你想越过这道巨大的壁垒做生意，那么，你需要拿到更多、更便宜的奢侈品。”对于Tony这些都市里的新富们，他们的生意渠道往往与奢侈品厂商在原产地的仓库直接签订协议，“全世界，任何商品在自己的产地与厂牌所在地都是最便宜的，这样能保证更低的价格。很多欧洲品牌，我们能拿到近乎三折的折扣，这样面对不得不付出的关税成本，你会更从容、有利。”
Tony将自己的高级时装精品店开在了杭州，在夜里，喜欢在自己开的威士忌吧里招待朋友，他们调侃了9月1日之后那些民间小代购商人“不入流”的通关潜规则：除了空中小姐，很少有人逃得过海关的检查。
我们对自己的钱不放心
中国消费者更为直接的感受到物价的昂贵和上涨，更多的源于“不知道自己的钱去了哪儿”
郑先生和朋友从北京一家“一茶一坐”餐厅走出，当看到门口广告上1200元招聘服务员，他在心里默默地计算：一顿饭花费120元，多伦多的同类餐厅，大约40加元，但员工工资2000加元，北京的餐厅员工月工资是一顿饭的10倍，多伦多餐厅的员工的月工资是一顿饭的50倍。
如今，他已移民加拿大，在美国纽约北部的罗杰斯特上学，“罗杰斯特的市中心每周会有四次农贸集市，秋天苹果收获的季节，1美元可以买10个刚采摘的苹果。但在北京，同样品质的苹果，你只能买2到3个。”
在很多新移民看来，加拿大与美国的生活更适合组建家庭，孩子的学费到高中都是公立教育，医疗方面，加拿大甚至牙科也全面免费，平静、安稳，乡村俱乐部用生、老、病、死联结着社区里公民的友谊。在这样有保障的环境中，普通消费品的价格更能显得“便宜”得多。“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可以一个人很高兴地去北京CBD一家公司上班，无忧无虑，但当你到了三十多，有了父母、孩子，你会发现，一旦出了什么事，在中国都极没有安全感，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一个更大的保障。”郑先生说。
2009年7月，《东方早报》刊登了国际不动产代理商Gordon Rock最新研究显示：美国人买房不需要太长时间，迈阿密需要4年，纽约需要5.7年，洛杉矶需要5.9年。这个研究在物价飞涨的大背景下，在网络上引发了激烈的关注，但在美国生活过的苏小姐觉得，价格背后的东西更值得探寻。她讲了自己身边一个中国二代移民朋友在纽约的故事：PETER，华尔街对冲基金的经理，年薪50万美金，中高水平，顶级名校MBA之后工作6年，在那些少为二战后，多为20、30年代建成，稀有昂贵的公寓面前，一生并不打算在纽约买房，能租到房已很幸运。
而且在美国，房子虽是永久产权，但要缴纳高额的税费，每年有1.5~2%的物业税，如果按照这个税率，70年产权等于重新买了一套新房，同时，市中心已经少有空地，大部分老房子要交巨额的维修费、管理费。苏小姐自己曾在美国生活过6年，住在洛杉矶距离市区15分钟车程的阿卡迪亚地区，始终租房生活，一栋两层地毯面积 150平米的LUXURY HOUSE，免费配备两个车库与一个花园，以及距离房子五米左右的公共游泳池，月租金1845美金。
在美国，拥有一套市区的新房子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但在一个不足30年的房地产市场里获得了很多机会的中国人，对自己口袋里的钱越发地戒备、斤斤计较最终又无可奈何。
“你清楚地看到自己的钱去了哪里，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感受。但在大陆，人们频繁买卖房屋，在办过户手续时，很少会真正有意识地询问自己的契税、律师费、保险费都去了哪里。比如大修基金，这项小区公共设施、共用设备的维修费用，如果要是使用，需要由业主大会通过才行，但几乎没有人知道自己交过这笔钱，更别说能清楚谁在替他们管理这笔钱。”在她看来，两相对比，中国消费者更为直接的感受到物价的昂贵和上涨，更多的源于“不知道自己的钱去了哪儿”。
“美国的税收很高，但你都能通过网络查到它们的去向，甚至选择它们的去向，这个国家有国税、州税、地区税，有一部分属于联邦，有一部分属于地区，有一部分属于你所在的州，甚至有一部分去填补哪所小学的学生补课的费用。”
“我想在中国，人们和自己交出去的钱缺少这种共生感和对话。”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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