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开通前的广州地铁一号线花地湾站。一号线16个车站的站厅各具特色。
16岁的广州十六中高一学生陈逸华一“举”成名。
5月5日放学后，他来到广州地铁一号线的烈士陵园站B1出口，拿出事先写好的大牌子，用粉红色的大字写着：请支持联名反对“统一”化翻新行动。
陈逸华没有想到，自己扇动了一下幼小的翅膀，最后竟引发了一场全市参与的大讨论。对于广州地铁一号线翻新的质疑，从最开始陈逸华反对的“抹杀一站一景风格”“是不是劳民伤财？”到“地铁翻新项目的立项、评审、招标等程序是否合法？”最后追诉到“国企谁来监督？”
一个高中生的“反对牌”
陈逸华并不是一开始就想到要举牌反对。
事实上，早在2010年6月，广州市地下铁道总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地铁公司)就发布了招标公告。公告显示：拟对1997年开通的一号线16个车站进行总体翻新改造，投资概算9277万元，预计2013年底完成。
这个消息最初没引来多少注意。直到半年多后的2011年初，坐地铁路过杨箕站时，陈逸华发现站厅一夜被拆掉了一大半。“我觉得好心痛。”这个16岁的高中生后来描述当时的心情，“我是和广州地铁一起长大的，每个站都去过，对一号线有一种日久生情的感觉。”
一直以来，广州地铁一号线保持着一站一景的特色。比如，为呼应亚运会游泳项目，体育西路站设计了蓝色主题墙，农讲所站则是带有革命色彩的红彤彤的车站，而东山口站则是大气的棕色，广州市民大多有识颜色上下地铁的习惯。
从这天起，陈逸华每天都到杨箕站和体育西路站拍照片，连续拍了半个多月。他甚至去捡废弃的瓷砖和墙片。这些别人眼里的垃圾，被陈逸华当成时代的印记，他也努力想象着，统一装修后变成统一的灰色地铁站台，将是什么感觉。
这不是陈逸华第一次留意地铁里的细节。比如，他曾看到，杨箕站里的盲道等无障碍设施不完善，开关警示不足导致无辜乘客被夹等。他通过电话、在意见箱里投卡片等方式，将自己的建议反馈到地铁公司，但每次得到的答案几乎相同：会跟进，但短时间内不会改变。
这一次，陈逸华觉得不能消极等待。4月，他开始在微博和地铁爱好者论坛“地铁族”上发表看法。除了反对风格的变化，他进一步提出：“一号线是否需要全面翻新仍有待商榷，并不是所有站都残旧到要翻新的地步，且翻新工程庞大，会产生大量烟尘污染地下空气，劳民伤财，而地铁公司常说盈利困难更应谨慎。”
收效甚微。
5月份时，他发现经常路过的体育西路站也进入翻新，原来象征游泳馆的蓝色墙面渐渐变成灰色的大理石墙。他开始着急，迫切希望自己的担忧较快得到关注。想起学校对面的中山附属医院门口，曾有病人家属因医疗纠纷举牌抗议，他觉得，或许这是个办法！
5月4日、5日，连续两天放学后，在学校附近的地铁站，陈逸华举起了那块后来被传播甚广的反对牌。没经过太多思量，他几乎将自己的所有想法都写了上去：地铁一号线特色将抹；站站统一或致识辨难；三年完成劳民伤财的全体翻新工程；铲去原来墙面及天花板换作“统一”的灰色石板；请支持联名反对“统一”化翻新行动。因为又要举牌子，又要发传单、征集签名，他后来干脆把牌子捆在书包上，远远看去，仿佛他背着一块牌子在人群中穿梭。
行动最初并不顺利。在地铁农讲所站，很多人以为他是派广告的，不屑于拿他的传单，自然也没人签名。忐忑了很久后，陈逸华看到一个比较面善的人，鼓起勇气冲上去，讲明情况，请求签名。
这是他获得的第一个签名。两天时间里，陈逸华共征集了300多个签名。大多数听他讲述情况的人，都赞同他的观点，“上年纪阿姨的角度是‘浪费钱’，年轻人的角度是‘很可惜、同时浪费钱’。”有一位男乘客给陈逸华留下深刻印象。陈逸华两天里都遇上了他，“我苦口婆心在讲，他都很认真在听。第二次签时，我发现这个名字昨天看到过啊，才想起昨天他已经签过了。”陈逸华有种“被认可”的感激。
但更多的关注和认可是在网络中获得的。5月5日当天，文质彬彬、戴着黑框眼镜的陈逸华，双手将反对牌高举过头顶的照片出现在网络上，并不断被转载。按照惯例，网友们也给陈逸华起了个一目了然、易于传播的名字：举牌哥。
第二回合
媒体和网络迅速地跟进使广州地铁公司不能再以对待陈逸华电话的态度来回应。
5月6日，广州地铁公司公开回应质疑，称一号线已运行14年，翻新改造皆因线路老化、装饰材料残旧破损。由于当初的装修材料已被淘汰，无法再买到，所以进行全面翻新。针对破坏“一站一景”的风格，地铁公司回应：“原装修未成景观化风格，谈不上抹煞”，“翻修前后风格没有太大改变。”
看到回应，陈逸华没有就此了结，而是跑地铁珠江新城服务总台，再次当面提出关于天花板、吊顶等问题的质疑。
更多人加入到陈逸华的阵营中来。
针对地铁公司材料无法买到的说法，地方媒体特地到建材市场调查，发现可以轻易寻获类似颜色和材质的饰材。
广州市人大代表曾德雄也在这一天接到了当地媒体传递来的消息。5月7日下午，他和广东省政协常委孟浩一起，到一号线部分站点进行了实地调研。
“看到施工状况感到非常惋惜，把好好的瓷砖墙面敲掉，太浪费了。”走进改造中的一号线杨箕站后，孟浩、曾德雄有点失望。“新换的花岗岩也没见比以前的瓷砖漂亮。”孟浩认为。
孟浩和曾德雄还注意到，除了更换墙面材料外，多个站台的吊顶也更换了，新吊顶增加了不少装饰材料，还新装了一些照明灯具。孟浩觉得太浪费了：“有多少市民会注意到吊顶上新装了什么漂亮材料？把钱花在这里有什么用呢？乘客最关心肯定是地铁乘坐是否舒适、快捷，标识是否清晰。”
这一趟走下来，曾德雄做出了和陈逸华大体相同的结论：一号线改造没有必要，国外的地铁动辄几十年、上百年的历史，也没有如此大规模地全部翻新，为什么我们短短十几年的工程就老化到必须全面翻新的程度？
人大代表和政协常委的加入，使得质疑派声势日壮，而地铁公司的回应，也被指责态度草率和不负责任。
5月8日下午，广州市地铁公司派工程维修部杨经理约见了陈逸华。
“觉得这个孩子很关心地铁，也很热心。”广州地铁公司新闻发言人钟学军后来这样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约见的理由。为了能让陈逸华看改造现场，地铁公司还把地点选在了东山口地铁站的安全室内。
杨经理告诉陈逸华，一号线的瓷片大部分采用粘贴方式安装，长时间使用后粘贴层松脱，瓷片容易掉落，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据统计，一号线近5年出现300多次瓷片松脱的情况。
“例如？”陈逸华追问。
“去年杨箕站站厅有4平方米墙面的瓷片脱落。此外，2008年1月广州东站站、2008年10月长寿路站、2009年1月东山口站也都出现过瓷片脱落的问题。若重新贴瓷片，若干年后同样会松脱。石板有固定件，可以一劳永逸，而且石材容易清理，不容易出现划痕和污损。”杨经理说。
“为什么又更换天花板？”
杨经理澄清，一号线的吊顶方式传统，导致天花板经常掉落，近5年来便出现了160多次的天花板松脱故障，而且还影响站台的照明度，加上灯具老化，使得站厅的照度满足不了设计要求。
陈逸华不甘心，“难道不能通过对原来的天花板进行改良达到目标？”
本来满怀信心驳倒地铁公司，可面对专业数据和术语，陈逸华渐感力不从心。他后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的感受：“我都蒙了，无言以对。”几小时中，地铁公司杨经理从技术上详细地说明了为什么要进行改造，也强调改造“完全有必要”。
但这次约见并未说服陈逸华。回家后，他开始查专业资料，甚至找专业工人咨询，之后，又挨个站台去敲瓷砖和查看吊顶，以验证地铁公司的说法。
曾德雄也不满意地铁公司的做法。“这种方式明显在利用信息不对称。这些专业知识不应该跟华仔说，要请相应的专业人员来进行评判，然后公布结果，这才是正途。”
“地铁不是看的，是用的”
质疑与回应似乎陷入僵持时，一位高人出马了。
5月9日，广州地铁公司原副总工程师曾宝贤通过媒体公开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一号线总体翻新“完全没有必要”。
曾宝贤从1993年开始参与建设广州市地铁一号线和二号线。“光广州东站一个站我们当时就设计了7个方案。”曾宝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年，他曾到国内外许多城市学习地铁设计规划，学习的中心内容就是如何做到实用，“让广州群众搭乘的时候感到舒适、快捷、准时、安全，就是学这个原则。”
陈逸华“举牌”之前，曾宝贤曾就换乘问题给广州地铁公司写过一封信。他发现广州火车站站、杨箕站、赤岗站等换乘站，换乘路线过远，“空手都那么累，拿东西要多累？”曾宝贤的建议是：修建类似机场里的输送梯。这封信没有得到任何回馈。
促使曾宝贤站出来反对的恰恰是地铁公司的解释。“它的用词是‘翻新’，我觉得这个词就很不合适，怎么是翻新呢？我地面好好的要你翻新吗？应该用‘保养’才对；维修保养是经常性的，哪个墙面有问题，就修补哪个墙，为什么要全部拆除呢？”
曾宝贤认为，地铁公司更应该考虑的，是乘客的需求。“一号线很多站原来设计是有自动扶梯的，当时出于节省成本的考虑，都砍了，现在有钱了，是不是应该先把这些扶梯恢复？”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中，曾宝贤反复强调地铁公司最应重视的原则是，“地铁不是看的，是用的。”
陈逸华轻轻扇了几下蝴蝶的翅膀，经过几日的发酵，演变成一场广州全民参与的大讨论，讨论和质疑的内容也从整体装修一事不断延展。
对于地铁公司回应一号线过去五年发生的墙面脱落及天花松脱的事件，市民质疑：一号线的装修质量是否存在问题？当年的装修公司是否有义务对一号线的装修进行保修？
对于一号线此次的站台墙壁翻新是采用外挂花岗岩的形式，有政协委员质疑：花岗岩含有微量放射性物质，近几年已被家居装修所淘汰，地铁装修使用是否环保？
还有媒体翻出广州地铁2010年9月的中标公示，其中明确显示，此次地铁整体装修的中标报价为广州市房屋开发建设有限公司的6726万元。对此，一位从事建筑业数十年的高级工程师提出质疑：中标报价下浮率达到了近三成，相差两千多万元，这样的招标过程是否合理？6700多万元的最终中标价，又还有多少的水分存在？缩减了两千多万元的费用后，此次的翻新装修质量能否有保障，又能使用多少年？
接着，公众又开始质疑地铁公司的翻修决策过程，其中立项、评审、预算全部是地铁公司内部消化，公众无从知晓，更无从监督。
本地媒体则直接号召市民：今天，你表态了吗？
广州地铁公司不得不再次正式表态。
5月10日，广州地铁新闻发言人钟学军再次约见媒体。地铁公司依然声明装修是必须进行的，但坚持原方案的态度终于有了缓和，表示改造工程将不再对全部材料和设施都翻修，仅对存在安全隐患的部分进行改造。同时，对目前仍未开始改造的车站，未来动工前都将征求社会意见。
抚额相庆的微博持续转发：“举牌哥”终致地铁公司“松口”，一号线装修不再统一化。
缓兵之计？
然而事件旋涡中心的人并没有轻易地接受这个胜利。
5月13日，陈逸华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他将继续保持对地铁装修事件的关注，广州地铁公司也表示，近期还要再约见他。
直到5月14日，广东省政协常委孟浩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仍然不认可广州地铁公司的解释。“他们一直没有讲清楚为什么翻新。如果就此认为地铁公司从而转向对民意的敬畏，那就大错特错了。”
在孟浩看来，这更像是缓兵之计。“地铁公司在之前的一系列公共事件中早就学会了如何应付公共舆论，等风头过后再全部上马也并非奇谈。”孟浩建议，广州地铁公司应拿出实际行动，譬如全面暂停地铁翻新工程，邀请非地铁公司专家重新调查一号线安全状况，公开维修账目、接受舆论监督等。
曾德雄倒是对地铁公司的“松口”不太担心，“地铁装修都在大家眼皮底下，不可能暗箱操作。如果你承诺了部分翻新，结果全部翻新，一定会再被质疑。”
但作为一名人大代表，曾德雄始终担心“人大对政府的监督多停留在理论的阶段”，离公众的需求和愿望，离人大自身所应起的作用还有距离。“国企还在政府的后面，那对国企的监督又能到什么程度？”★
地铁公司最初对市民质疑的回应颇有些冷淡，言谈之间透露出这样的信息：翻新是用我自己的钱，不用向公众作交代。
果真如此？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围观中，讨论的焦点已转移到更深层次的话题——对于广州地铁总公司这样的主营公共服务的国有企业，其日常经营维护的费用，是否该接受公众的监督？
由政府转向企业的公共服务
中国的公共服务项目，历来带着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需要什么，拨多少款，政府均有严格的计划。类似于经营地铁交通等公共服务项目的国有企业，由于利益统统归国家，也不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更像是政府的“工厂”或“车间”。
这种状况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渐发生改变。国企改革的基本思路是：改革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通过扩大企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来增强企业活力，并建立“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
政企分开，意味着“让市场的归市场，让政府的归政府”。
“广州地铁的情况还不一样，广州地铁是接受财政补贴的，更不能浪费。”广东省人大代表、广州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专家朱列玉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国企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充分市场化完全自由竞争的企业；另外一种则是垄断企业，经营的项目往往关系民生——原来由政府包办的公共事业已经逐渐转向由企业经营。
这也是广州市政府2008年“第39号文件”近期备受关注的原因。根据这份文件列出的《城市建设投融资体制改革方案》，广州将在交通、水务、地铁、燃气、垃圾处理、城建、亚运城等重要领域培育七大专业投融资集团，使其成为承担城市建设任务的主体，同时也负责各个领域的收费和经营。
成立于1992年的广州地铁公司就属于此列。它不仅包揽了一个城市地铁的建设和运营，并长期接受财政补贴，是广州市政府全资大型国有企业。
华南师范大学副教授唐昊对此评价，“用企业化的方式对城建投融资平台进行改制，增进效率，大方向是对的。”但他同时认为，公众对于此类公司的经营，是应该有知情权的。
缺位的所有者
与国企改革同步进行的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在计划经济的国企利益关系中，国家、企业、职工的利益基本一致。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成为独立法人，其利益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国家、企业、个人利益出现了分离。
为了激励国企发展，政府从1994年起暂停向国有企业收缴利润，直到2007年才恢复。当利润归属于企业时，如何分配就成为职工的关注点——事实上，多数“天价”新闻是由垄断企业职工爆出。
而在政府放松监管的情况下，国有企业的真正所有者——名义上是全体人民——也失去了发挥其功能的有效途径。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2002年，中国共产党十六大对中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做出了全新的设计：中央政府和省、市(地)两级地方政府设立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简称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
但为了防止国资委成为企业的新“婆婆”，其代表“全体人民”履行“出资人”权力的途径，主要是通过派出监事会的方式进行，而且，所有对国有企业的检查，均属于事后监督。
新的矛盾就此出现：为了增强企业活力，政府需放开监管；监管滞后，则损害了“所有人”的权利。
“我国国企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尽管国有资本名义上是国家和人民的，但这些国家出资的垄断国企的成本开支和收入分配，既不受人大监督，也不受社会监督。”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叶才勇指出，作为国有制居主导地位的国家，国有资本运营的预算监督应是国家预算监督的重要内容。
人大是否应该履行监督职责？
这一问题已经引起关注。
2008年初，在珠海召开的全国国有资产监管工作会议，核心内容就是“国资预算”与“国资监管”，当时的国资委主任李荣融郑重宣布：“用三年时间，将国有企业的账本向社会公开。”
一年半后，2009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开始实施，其中明确规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按年度单独编制，纳入本级政府预算，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按照当年预算收入规模安排，不列赤字。”
按照全国人大要求，中央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于2010年首次提交全国人大审查。然而《企业国有资产法》中对国有企业的日常运营费用，是否应该编入经营预算项目，并未作出明确规定。有专家指出，“这个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内容只包含央企给中央的分红收益及其支出的预算，而不是对垄断国企本身的预算监督与约束。”
在各省市级别，国有资本的预算尚未正式向人大公开。即使在广州这个率先“晒”政府账本的城市，国有资本运营的预算对人大代表来说，也是一个未知数。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财政预算专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像广州地铁总公司这样的城投集团，由于是企业性质，其运营成本等均不需要向人大报告。但这类由政府担保的国有企业，一旦亏损，最终还需政府替它埋单。”换句话说，赚了归地铁公司，亏了全体纳税人来赔。
事实上，从全世界的范围来看，真正实现赢利的地铁只有香港地铁。广州地铁每条新线的建造费用都由政府投资，仅为办好亚运会，广州在6年间开通5条地铁线就花了547亿，占此期间广州重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一半以上。
三年前，广州地铁方面曾经坦言，“目前广州地铁所谓的盈利，是把建设成本剔除，只计算运营成本(包括电费、维修、人工、管理、相关税费等)，在与票价收入、多种经营打包相冲抵后的盈余……”
朱列玉认为，从世界范围看，地铁作为城市公共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公共性、社会性和惠民性远高于商品性，地铁只能是民生工程，“对于暂时不能盈利的部分以纳税人的钱作为补贴来为公众服务，无可厚非。但这也意味着，地铁维修、维护资金必须用在关键地方，才不会产生浪费的嫌疑。”
他认为，“对于这种财政补贴的垄断企业，其接受监管的约束程度应该不亚于一个政府职能部门。”
《企业国有资产法》对此也有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对造成国有资产损失的行为进行检举和控告。”遗憾的是，在此次广州地铁翻新事件前，公民的这项权利始终躺在法律条文中。
因此，朱列玉建议，“地铁公司日常的收支都应该纳入人大的预算监督。地铁的亏损需要财政来补贴，是纳税人的钱，不能乱花。”这在以开明著称的广州，或许可以得到实现。
2010年1月1日正式施行的《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办法》明确规定，将“有市本级财政性资金投资的，对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和自然资源保护有较大影响的建设项目的立项”视为重大事项；该《办法》的《说明》补充强调，“把与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人民群众普遍关心和强烈要求解决的问题纳入重大事项范围”，人大常委会对重大事项既可以行使决定权也可以行使监督权。
该办法施行一年以来，广东省政协委员孟浩、广州市人大代表曾德雄等人经常因为一些“与群众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没有向人大报告而频呼不平。这一次，他们在实地考察广州地铁一号线翻新工程后，向广州地铁公司建议：一号线车站改造翻新太浪费，地铁应停止该项工程。
广州地铁公司最终是否真正明白了自己的定位，不得而知。唯一能够肯定的是，广州地铁翻新事件，使得公众真正明白了自己定位，那就是：没有任何公共事务，应该置身于公众视野之外。 ★
一个16岁的高中生，总将“我是广州人”挂在嘴边，因为爱广州、爱自由、爱地铁，他大声地对地铁公司说出“不”
本刊记者/杨迪 (发自广州)
2011年5月14日，周六。连续几天的大雨，广州的空气湿润且凉爽。16岁的陈逸华从家里出来，和往常一样踏上了他最熟悉也最喜爱的交通工具——地铁。
举牌反对广州一号线地铁统一翻新的行动，使他赢得了各方的赞扬和认可，陈逸华并不认为这代表了什么，他说，自己只是一个平凡的广州仔，来自一个平凡普通的家庭。
陈逸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个举动在广州并不稀奇，因为在这个城市里，官民共治就是它的生活方式。
地铁迷
连接着珠江两岸和新旧城区的地铁一号线是广州市建成的第一条地铁线，1990年代初建伊始，前市长黎子流就力推地铁“一站一景”的风格，除作为高效的运输工具外，运行了14年的广州地铁，也已渗入了广州人陈逸华的生活。
陈逸华喜欢坐着地铁闲逛，感受列车经过站台时强烈而凉爽的风，看地铁穿梭在广州城地下隧道，听地铁电机启动与制动的声音，体会一站一站不同的风景。
在这不同风景的16个站台中，陈逸华最喜欢花地湾站，拱桥式的穹顶，从售票站台即可望见月台的复式结构，还有象征着碧野与蓝天的森林绿花岗岩圆柱，都让他着迷。他更喜欢地铁从花地湾开往坑口时隧道前方的那种豁亮，他的心也跟着打开了。他说，地铁本身就有一种浪漫的情愫，有血有肉，古朴并实用。
很多同学都说陈逸华是个资深“地铁控”。他喜欢混迹在地铁论坛，他微博主页的背景是广州地铁的图片，就连手机铃声，也设置成地铁关门时的“叮咚叮咚”声。
2010年暑假，陈逸华在地铁做了一个多月的志愿者，在换乘站体育西路站帮乘客指路，协助乘客出站换乘。那时，细心的陈逸华常常针对地铁的一些小瑕疵，或填写意见卡，或去总服务台沟通意见，例如：墙脚接近地面处容易变脏，他建议最好铺上蓝色马赛克；垃圾桶上方的墙壁容易变脏，他建议铺上一块与垃圾桶口宽度相近的玻璃；一号线的凳子没有靠背，他则建议换成有靠背的不锈钢椅；还有，杨箕站里的盲道等无障碍设施不完善；开关门警示不足导致无辜乘客被夹等等。
亚运会举办期间，陈逸华再次作为亚运会志愿者返回体育西路站，为此，他被评上了“广州亚运会地铁十大感动志愿者”。志愿者的经历更使陈逸华对地铁统一化翻新有了切肤之痛，“像体育西路站里面，黄色是三号线，蓝色是一号线，如果都换成灰色石板，我怎么给人指明白路呢？”
广州仔
一切关于广州本土文化的东西，都能吸引陈逸华的眼球。陈逸华喜欢读一切和城市历史有关的课外书，要是碰到旧广州的图册，更是一定不会错过。
他所举的牌子和微博都使用繁体字，因为他觉得繁体字具有一种古朴的美，为了能体会这种美，他曾经专门拿出一个暑假，每天对着字典学写繁体字。这种对传统文化的专情有时到了苛刻的地步，比如，尽管是土生土长的广州人，他仍然认为自己粤语说得不标准。他自学粤语拼音，立志要说一口标准的粤语。“粤语一共有19个声母，53个韵母，9个声调，可以说是一种独立的语言。”他自豪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陈逸华的奶奶曾住在老城区，去奶奶家时，他就会逛逛广州的老城区。奶奶家后来搬离了老城区，陈逸华便决定长大后一定要去租一间骑楼住上一阵子。“当脚踏在木楼梯上时，会让人感到历史的厚重，觉得这建筑与人的距离是那样近。”他说。
而在他看来，自己对广州这个城市的感情也缘于环境的浸润。比如，上历史课时，老师会有意识地将有关广州的历史故事结合现在的城市区位来讲，并且告诉他们：“作为广州人，不了解广州的历史怎么能行？”
在这种环境成长，陈逸华对身为广州人非常自豪，于是也有了更强烈的主人翁感。举牌征集市民签名的那天，陈逸华特意选择了一件写的CANTON和五羊标志的T恤。在他看来，这件衣服最有“广州味”，很适合这件只有广州人才会做的事的氛围。
“广州味”
而更深刻的“广州味”则是这个城市的包容、开放与互动。
陈逸华说，他从小就在电视里、报纸上，耳闻目睹广州市民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愿，因此他并不认为自己的举动有什么特别。
让他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2010年1月份的“口罩男”事件。那时，广州市政府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亚动会，开始在市区主干道大面积地更换路沿石和花基石，一个戴着口罩、帽子和墨镜的男子，背着上书“拯救广州吧”的宣传板，散发自印的传单，传递自己的主张：“为什么广州要这么浪费，好好的混凝土不用，非要用花岗岩，有钱不如改善一下我们的教育和卫生。”
市建委主任最终在广场上与这位不愿透露姓名也不愿意暴露身份的“口罩男”进行了对话，政府最后认同了他的观点，叫停了昂贵的道路装饰计划。据报道，仅此一项为市政府节支5000余万元。
在陈逸华看来，广州这样的人还有很多，他们不留姓名，只是平静而理性地表达自己的诉求。比如，在番禺垃圾事件中挺身说不的网友“巴索风云”，或者前段时间，带头反对政府斥资1.5亿打造亮光工程的“剃头哥”……
因此，今年年初，当坊间流传广州中山六路因扩建会拆掉骑楼时，陈逸华也开始在微博、论坛中发文反对，并两次去到中山六路拍照。直到政府接受了广州市民的意见，表示中山六路的骑楼“一定不会拆”后，他的一颗心这才放下来。
“在这个快速时代我觉得有些东西需要保留。广州不能整个城市都变得十分现代化，很多传统文化的东西不应该那么轻易地因为经济的因素而被冲掉。”他说。
当地铁一号线全面翻新的方案公布后，陈逸华也决定要以广州人的方式来捍卫广州的风格。他最初选择在微博和论坛中发帖，后来又去每个地铁站的意见箱投意见。
“但他们跟进慢，而我需要的是快。”陈逸华说，下决心去举牌反对时，他感到了强烈责任感的驱使，“作为公民应该有一份关心社会的心，遇到不合理的事情有种想改变它的心。虽然有些东西很难改变，但总要试一下。”
不过，他强调，虽然是举牌反对，但基本原则以不破坏公共秩序为前提。
有人说，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别的城市，也许根本不会有陈逸华，或者有个陈逸华站出来，最终仍不了了之。
陈逸华也感到庆幸。成为“举牌哥”后，他不仅没有受到太多嘲笑或压力，反而从学校、老师和家长等方方面面获得了许多支持。他的父母肯定了他表达自己意见的想法，学校的级长还表示要颁给他一个“六道杠”，而在人大代表、政协常委、专业人士以及媒体加入后，地铁公司也终于从善如流，调整方案。
正如“口罩男”“巴索风云”“剃头哥”一样，在沸沸扬扬的地铁翻新事件之后，“举牌哥”也希望随着事件的结束，自己能渐渐融回到1500万广州市民中。“当然，我还会保持对社会事务的关注。”他一再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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