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不到，中移动这家全球市值最大的通信公司就有8位高管因腐败落马。为何中移动省级公司一把手的位置，会成为“贪腐高危职业”？而中移动最赚钱的数据业务，会成为腐败的温床？
2011年5月底，中国移动原数据部部长、原卓望控股CEO叶兵被中纪委带走接受调查，成为从2009年下半年至今第8位落马的中国移动高管。
两周前，中国移动数据部副总经理马力涉嫌重大违纪接受调查。坊间传言，叶、马二人的落马，与2010年四川移动数据部原总经理、中国无线音乐运营中心总经理李向东携款外逃和紧随其后四川移动总经理李华的被查，有直接关系。
类似的案件还包括，2010年年初，中国移动人力资源部总经理施万中涉嫌收受西门子公司贿赂，被有关部门带走协助调查。到了10月，重庆移动党委书记、原总经理沈长富也被带走调查。更早的时候，中移动党组书记、副总经理张春江和湖北移动副总经理林东华涉嫌严重经济违纪和巨额贪污而被调查。“中移动31家省公司总经理，加上几位部长，总共就40来位正局级干部，已经被抓了6位，这个打击面太大了，移动内部都风声鹤唳的。”一位不愿具名的中移动数据部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南方周末记者走访的所有业内人士均表示，上述案件可能仅仅是中国移动一连串腐败案的“冰山一角”。中国移动成立仅11年，是全球市值最大的通信公司，也是中国“最赚钱的央企”。
中移动一年半8名高管被查，反腐蔓延通信行业。
只手遮天的基地模式
在中移动内部，叶兵以能力强、有魄力而著称。他曾是电信系统中最年轻的局长――28岁时便出任湖南电信数据局局长。
调任集团之后，叶兵干了两件赫赫有名的“大事”。一是早年通过力推祝福短信、过节短信，把中移动的短信业务做成了一颗“摇钱树”。中国移动于2001年推出移动梦网，在此之前，其短信发送总量为8000万条，推出梦网计划后，2001年中国移动的短消息发送量达到159亿条，2002年为790亿条，2003年突破1500亿条，由此产生的收入达到了150亿元。“杀手级应用”短信，成为移动通信行业的一个不大不小的“中国奇迹”。
第二件事发生在叶兵2004年出任中移动集团数据部部长一职后，他与互联网企业合作，力推移动增值业务。叶兵主政时推出了应用服务与内容供应商（简称SP）的分成机制，移动梦网收入的85％归SP所有，剩下的15％归中移动所有，且中移动承担坏账风险。这种前所未有的分成模式极大地刺激了SP的热情，后来与中移动签约合作的SP有四百多家，一个良性循环的产业链由此发展起来。
在当时网络泡沫破灭后的互联网寒冬期，叶兵可以说是中国互联网企业的“救世主”。“现在的互联网大佬们当时就是靠移动梦网活下来的。”一位中移动数据部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说，“那时候中移动打个电话，那个互联网大佬背着个书包就赶紧过来了。”
2008年2月，叶兵出任卓望控股CEO。卓望是中移动为运营移动梦网而专门成立的技术支持公司，由卓望数码、卓望信息、卓望深圳和139社区组成。卓望董事长由中移动副总裁鲁向东担任。
卓望的初期投资200万元由中移动出，第二年引入三家外资股东美林、惠普和沃达丰，由三家共同出资不到1000万美元，占股三分之一。
据一位中移动内部人士分析，叶兵“出事”应该不在卓望期间。因为卓望的收入来自中移动，主要是移动梦网、飞信和手机报等的技术支撑费用，营收有限。其中卓望数码销售额大但利润率低，139社区反而在赔钱，只有卓望信息一年的收入能有几十亿元。但中移动数据部和三家外资股东对于卓望的财务监督很严密，且卓望的领导也实行轮换制，因此贪腐空间实在有限。
更可能的“出事”区间发生在叶兵主政数据部时期，而“事发点”则最可能在其一手设计、建立的“基地模式”――由中移动某省级分公司全权负责其全国的某一项增值业务的运营、管理事务。中移动最早试点单项数据业务的基地模式，就是从四川移动的音乐基地开始。
让中移动最早赚大钱的，就是彩铃下载等音乐业务。几年前彩铃等手机音乐业务刚刚推出时，谁也没想到2元钱一首的手机铃声会大受用户欢迎。一家做音乐的SP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那几年他们公司每年从中移动分成得到的收入达10亿元，而做类似业务的SP在全国有数十家之多，四川基地一年的收入据说能达到200亿元。
基地模式在四川音乐基地大获成功后，中移动在全国复制这种模式，又在其他省建立了手机阅读、游戏、移动定位等多个基地。
一个日进斗金的新业务蓬勃发展的时期，也就是其中存在的制度漏洞被内部“蛀虫”所利用的最好机会。四川的音乐基地控制全国所有跟音乐相关的资源合作、收入支取等事务，“权力大得像另一家省公司一样”，其间必然滋生巨大的寻租和贪腐空间。上述SP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那几年SP为了进入中移动的合作伙伴资源库，“很多人是开车拎着一麻袋的钱去成都基地的”。
对于音乐基地存在的贪腐现象，集团数据部叶兵、马力等直管领导是否知情或参与分赃，需等待中纪委的调查结果公布。目前所知的是，中移动集团当时对基地的约束和监管极为松散，据说只是定期（按季度或半年）去基地查一次账。反而因其业绩骄人而树为样板，并大力放权。
其直接后果就是，在基地内部，一把手的权力大到可以只手遮天。典型案例体现在，李向东潜逃之前让下属把SP的年终分成资金划转入其私人账户，并未受到任何质疑和举报，就轻易地携款潜逃。
“这在中移动太正常了，领导就是‘天’，他说换一个账号，
不需要告诉你为什么，底下人绝对执行。”上述中移动数据部人士说，“官大一级压死人，这是国企的通病，是等级森严、权力垄断的必然结果。”
至于当初音乐基地为何选择落在唱片资源并不丰富的四川，这位中移动内部人士透露，基地的选址在中移动内部有一套招投标机制，比如一共有10家省公司报名竞争某个基地的资格，数据部就会从下属各处抽调6-8人的普通员工组成评审小组，听取各省公司的演示和演讲，最后打分决定基地花落谁家。但实际上在开会之前，评审小组的“小兵”们都会通过各种渠道获知“领导”心仪的选项，大家都心照不宣。
“它最风光，其实根基最浅”
一把手“只手遮天”的现象并不仅存在于中移动基地公司中，它同样也存在于各省级公司。在中移动内部，据说集团要调动一个省公司“一把手”非常难，因为各个省公司总经理的权力大得像“土皇帝”一样，“你给他一个集团副总裁的位置他都不会要。”
为了防止李华、沈长富等“土皇帝”的出现，电信系统内也会时不时搞省公司一把手“对调”。但由此却又带来了新的巨大的寻租空间。
一位曾在电信系统工作多年的B先生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一个领导去了一个新地方，为了显示自己的能力，往往把上届领导谈的项目统统中止，重新‘杀价’，这时候没办法，供货商又得重新打通关节。”
B先生认为，在电信行业，贪污的机会比较少，但寻租受贿的机会却是防不胜防。他曾经见过一位中国电信省公司总经理从甲省调至乙省，在甲省与其一干“关系户”供货商的代表竟然随之调到乙省，会见供货商时，不是甲省电话号码打头的名片递上来，招标部都不见。该总经理来到乙省后，一边说要“零库存”，一边推一个无线项目。而这个项目购进的第一批设备竟然是几年后才用得上的网络优化设备，其供货商正是紧追他而来的一家甲省公司。高层以防止腐败为目的的跨省调动，就这样被腐败者轻松化解。
另一个经常为运营商所利用的索贿环节是“议标”，即开标之后并不做决策，用议标方式杀价格，从而在数家供货商之间明目张胆地索贿。每年一家省级运营商的设备投资额高达上百亿元，这其中的寻租空间极为巨大。
而南方周末记者走访的业内人士均同意，腐败在“天然垄断性行业”――电信业中，已然是一种普遍现象。据《财经国家周刊》报道称，“马力案”涉案金额超过3亿元、牵出超过60名涉案人。
但近年来，电信业行贿受贿的方式已经与几年前大相径庭，从而变得更加难以监察和防范。一位在跨国公司和国内通信设备公司均担任过大区销售经理的业内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介绍，一般来说，国际通信设备商在中国投标，首先要找中间人。中间人会为一个项目在异地注册专门的空壳公司，开立银行账号。投标方与壳公司签订手续齐全的劳动服务合同，将贿赂资金以咨询费、安装费、服务费等各种名目打给中间人。中间人通过物品贿赂、性贿赂、安排亲人出国和事后结算等方式向运营商相关人员行贿。
“现在最不流行的就是直截了当的现金或物品贿赂，比较流行的是事后结算，即等到受贿人离职甚至退休之后，再支付相关利益，或者安排他担任高薪顾问。”他介绍说，按照行规，大的项目都需要拿出2％―3％的金额行贿。
这些贿赂大都“无从查起”。“首先是找不到人，这些网络是通过天南地北专门洗钱的人，所有操作在网上或者打个电话就完成；其次，整个过程都正规、合法，发票齐备，连税都不会偷漏，即使找到这些公司又能怎样？法律讲究证据，服务费用本来就没法评估。”这位业内人士说，“唯一查出来的可能就是通过内部人做污点证人。”
但为何中移动却成为电信业行业甚至一百多家央企中被查出腐败案最多的企业之一。一位中移动的内部人士认为，这其实不在于别的运营商和央企没有腐败现象，而是因为在所有央企中，中移动的资历最浅，“别看这些年它最风光，其实根基最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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