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2011年的3月，日本福岛核电站发生泄漏事故，看着电视里的救援画面，汪进舟突然意识到：与望江县隔江相望的彭泽核电站，已经完成了基础设施建设，反对声音因此而起。
安徽省望江县的4位退休干部又凑到了一起。3月1日，77岁的方光文写了一篇回应文章，对手是位专业的核专家——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院长郑明光。
一天前，这位上海核电专家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上海核工院受相关部门委托，对江西彭泽核电站的环评报告进行了二次核查，认为彭泽核电厂址选择“环评”不存在问题。
这样的结果无法让4位“反核”老人接受。在此前的8个月时间里，他们经过查阅相关资料和实地调研，确认这座距离望江县仅10公里的江西核电站，环评报告“存在诸多问题”。
方光文指出，“上海核工院正是彭泽核电雇用作为前期提供技术支援的单位，我们需要与核电项目没有利益关系的第三方进行调查。”这4位总年龄将近三百岁的老人，决定为了“望江”放手一搏。
“‘公共厕所’建在了大门口”
2月29日，郑明光接受采访的同一天，彭泽核电的业主单位中电投集团总经理陆启洲也对“彭泽核电之争”作出了回应，他表示：核电站选址时先选定的是望江，因为彭泽厂址更好，就把望江放弃了。因为核电站在建设当中有税收产生，望江与彭泽的核电之争实际上是“利益之争”。
“简直是造谣！”看到新闻，已经65岁的汪进舟有些气不过。退休前，他当过望江县的县委副书记，还当过几年政协主席——“都是要害部门、领导岗位”——却从未听说哪届政府计划引进过核电项目。在其他3位“反核”老人看来，如果不是汪进舟的“登高一呼”， 望江至今不会有人站出来公开反对彭泽的核电厂建设。2011年的3月，日本福岛核电站发生泄漏事故，看着电视里的救援画面，汪进舟突然意识到：与望江县隔江相望的彭泽核电站，已经完成了基础设施建设。
这座核电站被建在了江西的最下游、安徽的最上游，距离望江县最南端的华阳镇磨盘村只有3.2公里，离县城也不过10公里。他把这比喻成“江西把‘公共厕所’建在了安徽的大门口”——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
在此之前的两年里，望江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磨盘村村民每天只是眼看着江对岸的两座青山被一天天推平，连夜赶工的灯光“像着了火一样”。
从2008年开始，作为第一批内陆核电项目，江西彭泽、湖北咸宁、湖南桃花江已经拉开一场“内陆核电第一”的争夺战。“大跃进式”的核电建设，在福岛核泄漏事故发生一周后被叫停。国务院当时决定，在《核安全规划》批准前，暂停审批核电项目包括开展前期工作的项目。这让汪进舟觉得时机到了，“我们要利用‘叫停’的空间，把它抗争掉！”
5月下旬的一天，汪进舟拨通了方光文的电话。退休前方光文曾是望江县的法院院长，也是当年望江有名的笔杆子。电话里，汪进舟诉说了自己的想法，并让他再叫上两位退休干部，去离核电站最近的华阳镇看看。由于安庆也有核电计划，汪进舟特意嘱咐，“一定要对县里保密。”
几天后，方光文找到了70岁的原县建设局局长王念泽和77岁的原县人大副主任陶国祥。3位已届“从心之年”的退休老人一拍即合，坐着公共汽车来到磨盘村。听到老领导们的来意，磨盘村原村支书韩正发马上意识到自己当初“犯了错误”。据他回忆，彭泽方面在望江县、乡两级政府毫不知情的情况下，3次到磨盘村开展公众意见调查，在六千多人的村里只做了不到100份调查问卷，就得出了“96.99%的人表示支持”的“结论”——村民只要按照规定的格式填写，就能领到洗涤灵和洗衣粉。
“骨灰都要埋在这个地方”
磨盘村的那次“调研”后，四人在县城一家小酒馆里煞有介事地开了一次工作会。会议最终决定，由“笔杆子”方光文搜集材料、起草反对核电建设的“陈情书”。
这似乎让他们找到了在位时的感觉。方光文戏称，他们是“伊朗的体制”：负责把握战略方向的汪进舟相当于“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负责具体操作的方光文相当于“总统内贾德”；负责后勤保证的陶国祥和王念泽相当于“副总统”。
而这也已经不是老人们的第一次“合作”，七八年前，他们就曾一起通过实名举报，告走了一位“手脚不太干净”的县长。在“小酒馆会议”后的20天里，原本对核电一窍不通的方光文在网上看了将近20万字的资料、做了两万多字的笔记，起草了一份《呼吁停建彭泽核电厂的陈情书》。
在“陈情书“中，方光文提到：彭泽核电站选址评估、环境影响、安全等方面存在诸多“造假”现象。比如：彭泽方面2008年上报的材料显示，望江境内核电站10公里范围内的人口为45280人，而实际这一区域内的人口为10.5万人——根据环保部2011年9月1号最新实施的《核动力厂环境辐射防护规定》，厂址半径10公里范围内不应有10万人以上的城镇。
由于有着7年的法院院长经历，方光文在陈情书最显著的位置写下了他认为最重要的一句话：“作为环境权益方的公民，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对此有权表示赞成或反对。这就是我们胆敢站出来为己、为民请命，向您陈情的初衷。”
陈情书写完后，方光文就因为颈椎病复发直接住进了医院。后来有电视台的记者问他们为何如此执着，方光文说：“用文绉绉的话说就是，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以后骨灰都要埋在这个地方。”
6月25日，在医院住了5天后，方光文偷偷溜出病房，与其他3位老人一起带着“陈情书”来到了彭泽。老人们发现，核电站的建设只等国家发改委批一张“路条”（开工许可证）。为了运输建设核电站的大型设备，当地还专门修了一条高速路标准的公路和一个3000吨级的码头。
“望江的老百姓对彭城核电很担心，我们是带着忧虑来参观的。”在随后的座谈会上，方光文将陈情书里的质疑一一抛给了对方。核电厂的人对此很惊讶，“看来你们对核电还很了解！”
“反核路线图”
“陈情书”完成不到一个月后，老人们将复印的“陈情书”分别寄给了从国务院到省、市、县的各级政府部门。
在汪进舟的“反核路线图”中：第一步走“官道”，通过组织程序向国务院反映；第二步走“媒道”，借助媒体扩大舆论影响；第三步走“讼道”，万不得已时提起行政诉讼，将有关部门告上法庭。
最先拿到“陈情书”的县领导并未公开表态，只是私下对他们表示支持。在老人们看来，领导其实也有着自己的考量。他们的陈情书里没有提及的是：望江县正计划在核电站下游建设一个10平方公里的省级经济开发区。但照相关规定，核电站半径5公里范围内禁止新建、扩建大的企业事业单位、人员密集场所和生活居住区，并限制人口数量增长——这意味着，桥港经济开发区将与彭泽核电站，进行一场“‘你死我活’的抗争”。
方光文记得，拿到“陈情书”时，县委书记只提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你们的陈情书怎么送到总理手里？”
果然一个月过去了，寄去北京的“陈情书”迟迟没有回音。无奈之下，4位老人把电话直接打给了“内陆核电”的坚决反对者、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何祚庥在电话里说：“在长江流域人口密度如此大的地方建核电厂，我是反对的。”这位院士还在后来的邮件中表示，已经通过中科院领导，将“陈情书”送给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副总理张德江。
对于4位望江老人来说，何祚庥的回信无疑是一把“尚方宝剑”，而让他们更加兴奋的是：他们听说8月初的时候已经有领导对此作了批示。
8月18日，江西省国防科工办的一位刘局长带着江西的一位核专家和中电投江西核电公司的一位高级主管来到望江沟通。后来，与会领导评价“4位老同志写的陈情书，光明磊落”。江西方面的领导则表示，“很震撼，从没想到望江会这样激烈地反对彭泽建核电站。”
这一次会议，对于县里的态度转变“起了关键作用”。 2011年11月15日，望江县发布一份名为《关于请求停止江西彭泽核电厂建设的报告》的“红头文件”，内容与老人们的陈情书基本一致。
老人们觉得走“媒道”的时候到了。2012年1月13日，他们把陈情书挂到望江论坛，随即便迎来望江网友的一片喝彩。也有人把矛头指向了望江在职干部，甚至有人在网上回帖：希望他们几个再回来“当县委书记”。
这无疑又将了县政府一军。一位公务员觉得委屈，私下偷偷把扫描的“红头文件”发上了微博。这份“红头文件”一经公布，立刻让望江、彭泽两地的核电之争，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对于4位老人来说，“影响已经超出了预期”。有记者给方光文打来电话预约采访，“准备在日本3•11地震一周年的时候，发一个整版。”
按照老人们的说法，他们最终与官方“殊途同归”。有的记者开始怀疑4个老人一开始就是“政府的‘马甲’”，第一个问题就问：“陈情书是你们自己写的么？”方光文只好拿出最原始的手稿“自证清白”。
“我们从不怀疑抗争有错”
相对望江老人的“坚决反对”，彭泽人对于核电厂的感情更加复杂。在之前的很多年里，这个财政收入仅5亿的小县一直流传着一句顺口溜，“三天不停电，不叫彭泽县。” ——核电不仅能给彭泽带来每年数十亿元的税收，还能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
两年前，听说家乡要建核电站，本在浙江开餐馆的吴老板在距离核电站只有一公里的家乡开了家小饭店。最初的一年里，生意红火得不行，参与核电站建设的工人们经常把小餐馆挤得爆满。但钱挣了不到一年，核电停工，生意冷落，曾经雇了5个人的小店，如今只剩下他和妻子两个人。
对于望江老人们的行动，他很理解。不过一旦核电被叫停，他也只能背井离乡，再次跑到外地开餐馆。提起“核电”，他会把从核电厂工作人员那里听来、电视上看来的话一条条重复，“核电最新技术绝对有保证” ，“不能因噎废食”。
对于总造价高达1000亿元的彭泽核电项目，吴老板的“利益”显然微乎其微。公开资料显示，包括彭泽核电站在内的3个已开工核电项目，总投入已达100个亿。而在全国待批、待开工的核电项目中，仅长江流域就有22座，范围涵盖湖南、湖北、四川、重庆、江西……
在望江的“反核”老人们看来，“损失一百个亿是小事，如果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强行建起来，将来出了事损失的将不是100个亿，而是1000个亿、1万个亿。长江流域全长是6200公里，一旦发生核泄漏，辐射面积从上游到上海180万平方公里，流域人口3个亿。”老人们同样清楚，彭泽核电站的存废将对其他内陆核电的去留产示范性作用。这从长江沿岸各省对此事件的“谨慎态度”就可见一斑。他们发现，在他们的行动引发网络热议后，“只有长江最下游的上海，媒体表现得最积极”。
对手显得更加迫不及待，彭泽核电办2月就早早挂出了消息：“国务院已对由发改委上交，各大核电集团参与制定的《核安全规划》和《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进行审定”，“核电重启进入倒计时。”3月1日那次聚会，汪进舟告诉方光文，“要做好持续抗争的准备”，并让他再物色四五个人选，把“班子”扩大。在老人们的计划里，一旦这一阶段的“阻击”失败，彭泽核电项目重启，他们将到北京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将国家发改委告上法庭。
如果最终败诉，他们将把如今所有的资料、报道，交给县里的县志办和县档案局，“千秋功过让时间来评价。”——方光文觉得，这就是黄万里抗争三门峡水库带给他们的启示。“我们不能跟黄万里相比，但我们要跟着他的脚步走。”
“我们从不怀疑这次抗争有错。真理最后还是会在4个老人手里——我们就有这个信心。”说着，77岁的方光文突然哽咽了，“那个时候或许我们已经都不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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