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前山西省委副书记侯伍杰提前出狱受到当地官商热烈迎接的新闻持续占据中国各大新闻网站要闻位置，成为坊间舆论热点。此前多维新闻曾发表文章《百余官商迎出狱贪官，腐败期货化成习执政难点》认为，当前中国官场衍生出权力与利益交易“期货”化的腐败新形式。实际上，这种“期货”化的腐败不仅不利于中共高层力推的反腐行动，而且还会进一步巩固饱受诟病的地方官员利益集团，成为向上对抗中央、向下欺压百姓的重要方式和手段。习近平与王岐山等中共高层领导应当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掀翻这些牢牢盘据在地方官员利益集团，为保证中共的持续和合法执政、实现中国人民共同富裕和国家富强的“中国梦”扫除障碍。
腐败“期货”化加重腐败
侯伍杰为前山西省委副书记，2006年因贪污受贿被判入狱11年。近日，侯被提前释放受到山西多位官员及当地名流富商夹道欢迎，甚至欲鸣响礼炮，其礼遇犹如英雄凯旋、王者归来。这种现象被网络揭发后引起网络及媒体一致声讨。中共官媒如新华社亦重拳出击，发表多篇文章进行高调批判。
多维新闻此前曾针对该事件发表文章《百余官商迎出狱贪官，腐败期货化成习执政难点》。文章结合新华社观点并认为，侯伍杰与当地官商可能存在一种“期货”方式的权力与利益的“投资”交易。现货需要现时交易，而期货则可以在一段时间后再进行交易。这里所谓的“期货交易”表现在侯伍杰身上就是侯伍杰在入狱前与利益相关者持有一种或虚或实的“约定”，侯为其他人在当时的贪污事件中扛下责任，或是对他们进行权力与利益投资，而他们则暗中运作为他减免刑罚，事后大家继续合作，闷声发大财。
事实上，侯伍杰的情况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种推测。据媒体和消息人士披露，侯伍杰有“卖官书记”之称，当年被免职后突击提拔经济、文化、公检法等多位部门100多位干部。而且当年他“自己一个人扛下”贪污问题，让其他官员和富商免遭牵连。还有消息称，侯伍杰曾威胁办案人员说，“如果你们一定要我怎么样，那山西将有一大批官员跟着我倒霉，至少要二三百名干部。”而此番他被提前释放“荣归故里”的现象也符合这一假设。
观察人士认为，权力与利益交易的“期货”化虽然在近期才日渐明晰地呈现在公众面前，但是实际上在中国官场早已有之。中国官场与市场的深度结合催生出的“权”与“利”交易的“期货”化，进一步加深了中国官场腐败程度。例如，侯伍杰一人在入狱前进行权力投资，一举提拔经济、文化、公检法等多个部门百余位干部。公众也难以相信这百余位官员皆是奉公守法之人。尤其是考虑到对其他政府机关握有监督和审判权力的政法系统公检法各部门，也会因侯伍杰的“越权”提拔被掺杂了与之同类的贪污腐败等违法乱纪分子，对山西当地政府更是会起到极大的污染和危害。而且，这种推测可能性相当高。而在2011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首部《反腐倡廉蓝皮书》中，也称在今天的中国官场，腐败主体从个体向集团化蔓延，窝案串案较严重，如“沈阳‘慕马’腐败窝案”、 “海口市地税局腐败窝案”、 “韶关8.14系列腐败案”等。
这些窝案、串案的发生也证明地方官员利益集团的存在和顽固。
利益集团下欺百姓上抗中央
境外曾有新闻社就此前曾发表文章《地方政府成利益集团，习近平需破除改革阻碍》认为，当前中国各级地方政府中已经形成了许多或大或小的隐蔽的利益集团。长期以来，这些由地方官员组成的利益集团在很大程度上主宰了当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各领域，通过将手中权力与市场中的利益交换，逐渐形成利益一致、盘根错节而且地位稳固的集团势力。官员个人的仕途、命运和人生同当地官场血脉相联，成为不可分割的利益有机体。
有观点认为，在中国改革开发30余年中，由于各级政府同时身兼规则制定者、运动员和裁判，不仅具有超越其他市场化法人和单位的竞争优势，而且往往通过不公正、非法的手段夺取了普通人民群众的利益，挤压了其他市场参与者的生存空间。前者多指地方官员利用缺少监督的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群众的正当利益，例如低价强征和高价售卖农民土地，侵吞医疗、福利、住房等社保财产。后者则多是指政府与国企或其他单位合作参与和干预市场运行，并凭此获取不正当利益，例如维护企业垄断地位，为指定企业创造有利政策环境等，并通过提供这些好处收受贿赂。
除此之外，中央向地方的经济、文化、社会等各类财政拨款，也都经常被地方政府侵吞，或是挪作他用以为自己和自己所在利益集团牟利。尤其是多年以来，中央为激发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活力和自主性，将部分权力下放，给予其截留部分地方财政收入用以发展地方经济的权力。这为地方政府通过非法手段谋取不正当利益创造了极大的空间。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内部亦渐渐形成许多或大或小、深浅难测的利益集团，并且由于缺少有效的制约和监督而不断发展壮大。
虽然舆论普遍认为地方官员利益集团既遭到来自下层的人民群众的不满和反抗，也收到来自中共上层不同程度的责罚。不过，这些利益集团由于树大根深，实行群体绑定战术，既能够镇得住下层民众的反抗，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抗中央，保持岿然不动的完全状态。通过侯伍杰事件来看，由地方政府利益集团衍生出来的“期货”化的应对方式，则更是以中共中央反腐为契机，通过权力的长期“投资”取得了该集团的又一次大发展。
同样以侯伍杰一事为例，据媒体透露，在中央调查侯伍杰的贪腐案件时，山西纪检委已经得知侯“从各种渠道来的收入至少有5000 万元”，仍然最终却以“折合人民币共计88万余元”来定案。不仅如此，被判11年徒刑的侯伍杰改造尚不足7年即“荣归故里”。有观点认为，这些官场常见现象的背后再次隐现见不得光的官场运作。这也是在公然对抗习近平与王岐山强力推动的反腐决策。中共官媒为此“大发雷霆”也理所当然了。
习近平在第二次中纪委全体会议上表示，要“要坚持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不管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决不姑息。”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正式成为中共总书记以来，重点从反腐、改作风和戒奢侈三个方面推动中共党建工作，其目的十分明确，即是通过整党保洁改变中国官场各种不合理、不合法、不符合社会正义的乱象，确保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和执政基础。而地方政府利益集团因为已成为盘据在人民头上的一座大山，也应当在习近平打击和扫除范围之内。中国不缺人，中共也不缺能做好官的党员。习近平不仅要敢于承认地方政府利益集团的存在现实，还必须下定决心一反到底，杜绝利益集团的“期货”化等其他腐败形式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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