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萍：一个国家级主持人的背面(组图)

聊了一会儿之后，化妆师邵京京来了，搬了个椅子到窗前，拉着倪萍坐过去。没有化妆镜，倪萍就这样把自己托付给了她。她和倪萍合作了快30年，麻利地不需要一点语言交流，直接上粉底，打阴影，画眉毛和眼线。刘海高高吹上去，头发从发根一绺一绺梳蓬，再一层一层抿回去，脑后低低挽一个髻。最后检查一遍，确保每一根头发都喷上了定型水，灯光下不会出现一点毛躁。

化完妆，57岁的倪萍回过头。瞬间，那个中国人都熟悉的倪萍老师就回来了——与之相比，之前在这个房间里坐着和我们聊天的那个人，面容陌生到有点让人轻微恍惚。

邵京京说，这30多年来，她给倪萍化的妆容从来没有大变过，哪怕倪萍自己想变变，她也不肯给她做什么改动，“倪萍就得这么画，不这么画中国人民不答应”。

登月之前人类从来没有亲眼见过月球背面，在过去的时代，我们也见不到倪萍的背面。身为国家电视台的台柱，电视人“得势”的90年代里最家喻户晓的女主持，倪萍永远正面迎着观众出现在荧幕里，挽着发髻，穿着旗袍，眉梢眼角都噙一点恰到好处的笑意，满月脸在下巴收成一个俏丽的尖。

从1988年第一次登上央视荧幕到2004年最后一次出现在春晚舞台，她一直以这个形象出现，遥远又亲切地陪着中国人度过一个个节日与周末。那些年里，她的出现就像是全国人民共同举头相望的那轮月。

她因此收获了极高的口碑，观众们不吝于将一切有关女性优秀品质的描述用在她的身上，被父辈们视为梦中情人。相应地，也会遭致一些批评，主要是将她的主持风格定性为煽情。但毕竟隔着快30年的月色像隔着美妙滤镜，在现实映照下，人们更愿意怀念那个有倪萍的春晚、央视以及时代，也算是，一并怀念青春。

但事实是，倪萍又何须怀念。她离开春晚，但没有离开主持舞台，《等着我》在央视一套播了两年多，全国收视率仅次于《奔跑吧兄弟》，并在周日成为全国收视冠军，在媒体的描述中，主要收视群体集中于“二三线城市和农村”的“一边看电视一边抹眼泪的大娘们”。

当然，如果带着过去的印象去对照现实的倪萍，你或许会失望。节目里她有时会感动落泪，但更多的时候，她显示着冷静的控场能力；待人接物仍然亲切，但见到不平，不乏批评与吐槽；音容笑貌也不复从前：嗓音不似以前亮润，样貌也在符合宇宙规律地走样。她不再是人们记忆中的那片明月光——众所周知，月亮自己并不发光，它只是反射太阳的光芒。每个人心目中的那个倪萍，也不单纯是倪萍，是一个时代的巨大投影。

看到化完妆的倪萍，从一个面容疲倦、平淡的中年女性，重新变成中国人熟悉的倪萍老师。记者情不自禁的问她，是喜欢带着标准妆容标准微笑的台上的自己，还是素面朝天寡言少语的台下的自己？

“我还是更喜欢我自己的样子”，她淡淡地说。

“教父”和她的求助者

在倪萍主持的公益寻人栏目《等着我》里，前来寻人的大多是被苦难碾过面容或精神的普通人，他们带来的故事都不尽相同，可能是破碎的家庭寻找失踪的家人，成年的孩子寻找遗弃他的父母，退伍的军人寻找失联的战友，也可能是年轻姑娘寻找火车上一见钟情的陌生人——这样的样本实在太少了。大多数情况下，每个人讲到苦楚，都无法控制地痛哭起来。

出乎多数人意料的是，倪萍大多数时候并没有陪着他们一起哭，尽管她曾是一个以此闻名的主持人。她坐在演播室的沙发上，往往只以一句“有请”开场，然后任寻人者讲述自己的故事。有引导提问，但基本不会打断对方说话。播出时每人不过20分钟的片段，但录制时长从来没法控制——在心理学上，倾诉本来就是重要的治疗手段。

“很多人一辈子没有对人说过的创伤，甚至自己都没意识到是创伤的创伤，对倪老师就很自然地说出来了。”节目评论员张春蔚对我们说。

《等着我》制片人杨新刚曾表示，这档节目很简单，寻人者说出自己的故事，“就是开门、门后有没有人”。这扇门是节目中的一个重要设置，是失落和狂喜的分界线。开始的几期节目里，和编导对台本时倪萍就会提前知道寻人结果，不需要等到门打开，她后来建议节目组，不要提前向她透露，否则她会忍不住在节目上暗示委托者。“我还是和他们一起‘寻找’。”倪萍告诉记者。

所以当她建议委托人“快去看看今天能不能找到”时，她其实和他们一样不确定。只是多数人无论是否找到，在看到那扇“希望之门”打开、结果出现的一瞬间，总是被情感压倒，当场痛哭。而倪萍远远坐在沙发上看着这一切，表情平静。

这让人想起《教父》里，老柯里昂也那么平静地坐在他的书房里，流水一样来去的人们请求他的帮助，吻他的手，称他教父。倪萍不是教父，只是一年多前她腰伤复发后，录节目时便只能端坐。人们朝向她走去的时候，心态或类似于那些走向教父的求助者。

在倪萍之前，乐嘉曾试录了几期节目，效果并不理想。张春蔚认为，相比倪萍，乐嘉为人处世的经验可能稍显不足，而沟通方式亦有些强势，“上这个节目的人，伤痛在心里藏了几十年，除了找人其实还需要一个心理纾解的出口。但在让人倾诉上，乐嘉可能并不是一个很适合的人选。”

但倪萍一句“有请”，人们便很自然地走了过来，像走向有光的地方，带着所有有关她的记忆：她是国家电视台的、家喻户晓的主持人；她陪他们一起过了13个除夕夜，在电视极其强势的年代；她说话平实，待人亲切，动情时会一起抹眼泪。

然后这个原本只在电视里出现的名人，像自家人一样招呼他们：“姐姐来坐我旁边”、“孩子你今天是来找谁的？”——对于来自底层的老百姓，相比多数自带精英光环的主持人，倪萍天然让他们有一种自己人的信任感。有人多年苦撑都没有哭，一见倪萍，便如得到释放般地哭了起来。

更重要的是，倪萍有丰富的生活经验，或者说，中国经验，能捕捉一句话中隐藏了什么现实背景，也能洞察没说出口的地方包含了怎样的创伤。一个姐姐来寻找36年前走失的弟弟，说到别人都认为是她把弟弟弄丢的，倪萍马上问：“妈妈也是这么认为的吗？”

姐姐哭了：“妈妈没有这么说过，但我觉得她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然后父母上台。尽管节目组想带出所有心结一朝冰释的走向，但母亲确实一心只念找儿子，向女儿道歉并不走心。

开门之后弟弟出现了。全家激动的时候，倪萍说：“儿子回来了高兴吧？这些年委屈女儿了吧？”

可能并不需要对方的回答，这是她的态度——如果说如今的倪萍，跟那个春晚舞台上永远笑脸相迎的倪萍有所区别，那就是她拥有了一定的表态的自由。

看过《等着我》的现场，不会觉得这是一个煽情的节目。事实上，煽情往往来自后期的VCR，现场倪萍的发问很多时候接近零度，许多嘉宾痛哭流涕的时候，她仍揪着事实继续问。

“这说明倪萍是一个专业的主持人。”张春蔚对记者说，“她既能够体会到人们经受的痛苦，也能够专业地完成自己的工作。”

但在另一个角度，这可能更是，她待人处世终于不必永远那么正确，终于可以带入自己的价值判断了，对于不喜的那些人事，她不必掩饰自己的冷淡，甚至面斥。

倪萍的价值判断里，对“不孝”的容忍度相当低。她对着我们，又讲了一遍那个进城之后失联的哥哥的故事，虽然在节目里，她已经最大程度地表达了愤慨：农村家庭借着钱供哥哥上了大学，然而最后问家里要了一笔钱拿毕业证书后，他就此失联已经9年，外公去世都不曾回家。父母与弟弟只怕他出了意外，弟弟对着镜头第一时间就向传销组织请求放过哥哥，然而哥哥衣冠楚楚风度翩翩地出现了。倪萍问：“你这衬衫多少钱。”

“三千多块。”

弟弟只说了一句：“爸爸这些年都没有买过新衣服。”

“自己穿得人五人六，父母在家吃糠咽菜，弟弟辍学，老早结婚为了分担家里负担。全家都为你活着，你是长得漂亮还是四个眼睛啊？混蛋！我就敢这么说。”倪萍说起来还是愤愤。

但这家父母丝毫没有怪责的意思，哭着抱着说回来就好，而儿子脸色颇有点难堪地避开。倪萍对父亲建议：“快扇他两巴掌。”父亲尴尬摇头。

“你不扇我可替你扇了啊。”她坚持。

老实巴交的父亲起身鼓了一记掌，算是扇完了。

“我不是没有愤怒，我不是没有态度，但是我允许他们在那种状态下（保持他们的处理方式），因为你不是他。”倪萍解释。

相应的，对“好孩子”倪萍有更多的温情流露。我们采访当天，她下午录了三个故事，看得出来，她最偏爱其中一个女儿帮被拐卖的母亲寻找家人的故事。

交流中倪萍发现母亲是聋哑人，在受歧视环境中长大的女儿却心态健康，对母亲不仅照顾周到，更能直接表达爱，整个节目中她都拉着母亲的手。

倪萍看起来非常喜欢那个甜美爱笑的姑娘，问题渐渐从母亲身世，转向母女相处，甚至逗她：“那你亲一下你妈妈。”

真的亲了。她在一旁感慨：“你看她真是个好孩子，满满的爱，妈妈也算是真有福。”

在节目中，这最后体现为一个孝感天地、好人好报的故事：母亲的姐妹们赶来现场，行动不便的老母亲则发来视频，节目组将负责全员回云南探亲的机票，大家一起流下了感动的眼泪，包括主持人倪萍。

但如果真要细究，故事的底子，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现实中国，倪萍并非看不到这层面。之前她便问姑娘，母亲从云南来到山东，是被人贩子拐过来的还是自己走失的。知道是被拐后，她接着问：“爸爸有什么问题？”——一个见多了这类型故事的人，才对这种组合模式的存在，有这么直觉的反应。

而事实上，在问这个问题之前，姑娘已经说过，是全家凑钱给父亲买下了母亲，当时父亲已经40岁——在播出的节目中，这段话不见了。毕竟，收买被拐卖妇女，构成犯罪。

现实是永远都不会有正确答案的难题。在这个案例中，这个母亲受到的伤害无法复原。她可以获得女儿的爱，但她没有得到公道；而她如果要公道，她至少将失去目前的家庭。没有人能够替这样一个处境的人做选择。

对一个有着57年人生阅历的长者，舆论对她的影响远没有内心过秤重要。这些年她也常因为言辞不慎而成为热搜词，但多数时候并不解释。唯有今年2月，她在温哥华开画展时，说到很喜欢每天下雨的天气，“将来把家搬到这儿来”。网友由此声讨她的“移民倾向”。倪萍马上在微博上道了歉，又发了一张护照照片，手书“我和我的祖国”。

但倪萍没有为自己在《等着我》中的言论道歉。面对复杂现实，她的秤砣一方面来自个人经验，毕竟她自己便是一个经历过失败婚姻人生远非一帆风顺的中国女性；另一方面基于她对乡土中国的了解：她有农村经历，见多识广，对底层的处境、规则的了解并不似城市人般抽象；更重要的，也是倪萍之所以成为倪萍的一点是“正能量”：“正能量是生活态度，并不一定说你现在生活多么美，但你希望它美，这就是正能量。”

三个维度叠加，维系一个完整的家庭就成了最高标准。上节目的往往是比较底层的人群，“从没听说大学教授把孩子丢了的。”倪萍说。让他们理直气壮地活出自我太难操作，她的建议多实用主义，不女权，不独立，也被质疑“不正确”，她时常劝人看在孩子的份上委曲求全接受现状——这恐怕会令每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都会女性出现本能的情感抵触。

“就算小偷偷了你的东西，在另一个角度，谁愿意上街偷东西，抓着就被剁手，他一定也是有他的难处。‘那你是提倡这个吗？’——哪能那么简单的理解生活，生活没那么简单。只有用人性的角度去理解，才能理解跟你不一样的人。”倪萍解释。

在传播中，她的意见也被衍误、被简单化，比如，说她劝“被拐卖妇女回归家庭”。事实上，那个故事里，18岁的孩子来找离家16年的母亲，母亲没有出现，因为她当年是被拐卖才生下这个孩子，好不容易逃了出来，并不想重新召唤那些伤痛经验。

回看当时的节目，当事人显然是倪萍会喜欢的那类“好孩子”：13岁父亲去世，他靠乞讨给父亲下葬，“觉得很对不起我老爸”。之后出外打工兼寻找母亲，“就想知道妈妈为什么离开”。节目组给他带来了母亲近照，他低着头说，“我已经很高兴了”。

而与舆情传播不同的是，在这个事件中，倪萍虽然为孩子的遭遇掉了好几次眼泪，但她并没有评价那位母亲。在寻人组告知母亲在被拐卖之前就有家庭孩子，而那个家庭目前仍不希望面对这个孩子——以及他所代表的那段拐卖经历——后，倪萍搭着孩子的肩膀：“不知道18岁的孩子能不能听懂。”——她懂。

她继续搭着肩膀，“倪萍阿姨给你出个主意好不好？”然后给他一个“特别世俗”的建议：学好技能，成为有用的人，让妈妈为你骄傲。为此，节目组将给他提供继续学习的机会，至于她个人，“有什么困难你都可以来找倪萍阿姨。”

她心里的那杆秤，准星还是在“情”上。而在流行问责的大环境下，她用后退一步的方法来面对现实中的苦难。相比推动中国成为一个法治社会，她的方式可能更直接，更倾向于使每个承受苦难的个体，得到一点及时即时的温暖。

在90年代这样的温暖曾经慰藉了一代电视观众。然而强调自由与抗争的年轻一代早已崛起主导舆论，情感内核包含的那一套“忍受”式的价值观，岂止被视为过时，简直被视为余毒。

但在张春蔚看来，无论外界如何评论，倪萍的方式对节目中的求助者非常重要，能起到实际的作用：“倪萍本身的经历使她对别人的痛苦非常敏感。就像有人卡在山腰怎么也上不去，没经历过的人会认为，怎么可能走不过去呢，但她会知道你是卡在哪里，什么困难，怎么能过去，因为她已经经历过。”

有一期节目倪萍受到大量批评，丈夫和孩子来找妻子，言谈中丈夫透露是自己酗酒、家暴才令妻子出走。最后妻子还是选择不出现，但倪萍对着荧幕说：“你再走能走多远，孩子牵着你。”

再往前也有一期家暴的丈夫找妻子，她的基调却是“不是所有错误都能被原谅”。同样是寻人未果，她的总结却是毫不客气地摆摆手：“去，回家反省去。”

两者之间的差异可能在于，有没有孩子——那是倪萍最大的软肋。节目里她见不得丢孩子，“全家这辈子都毁了”；见不得养父母虐待孩子，“既然抱养了为什么不好好养？”；更见不得被遗弃的孩子回来找父母，她常问他们恨不恨父母：“不恨，就想知道他们为什么离开我。”不用切镜头都知道她在掉眼泪。

她常常劝其他母亲为了孩子牺牲、隐忍，人们批评这种观点“只有男人、孩子是人，女人不是人”。但说起来，她自己就是这样一个母亲，这是她的知行合一。

倪萍39岁生子，决定要孩子的第三天，她就停了《综艺大观》的工作。儿子出生11个月，生了重病，她白天跑医院，晚上坐在沙发上一根一根抽烟，哭得自己“都快先看不见了”。她决定倾家荡产也要救孩子，国内没法治，那就去美国。孩子在美国看了几年病，“家底儿都掏出去了。”为了省钱，她一个人抱着孩子去美国，坐经济舱，起飞后把孩子放在座位下方，好让他躺平睡觉。那时候她的英文水平神迹一般突飞猛进，医生说什么她都能听懂，开口虽然颠三倒四，但也能交流——儿子病好后，又都还回去了。治疗期间，只要国内有工作收入能超过往返飞机票价，只要超过一点，她就坐10几个小时回来，完了再飞回去。

她和孩子的生父离了婚。说起那些年帮过她的朋友仍要哭。一次出门买菜，菜贩看到她就哭了：“你是倪萍吧？怎么老成这样了？过得不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