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李巧外交 王岐山赴美"承前启后"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18至19日赴美，出席第23届中美商贸联委会，并有望与连任美国总统的奥巴马会面。考虑到中美纷繁复杂的经贸摩擦、地缘政治分歧和主导权争夺，这也被认为是：中国十八大权力交接和美国总统大选后，中美高层首次正面“碰撞”。而此前，中国新高层已通过会见美国前高官、企业家、外国专家等形式，对外释放诸多“信号”，显示新一届领导集体更加重视公共外交以及民间的力量，学习跟“华盛顿”交朋友。

                    

王岐山与奥巴马“篮球传情”，中美新领导层能否给中美关系“放松”？

十八大后中国对美“公关”？

作为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的“大管家”，而中美关系最重要的也是经贸关系，这样也许可以理解：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为何在过去一个月内密集会见美国企业家代表团、前财长鲍尔森、前总统卡特等“美国客人”。

11月27日，李克强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来华参加中美商界领导合作计划年度对话的美国著名企业和金融机构负责人时表示，“中国对外开放度将进一步加大，中美之间合作潜力很大，利在双方”，并呼吁美方“破除不合理的投资贸易障碍，不公平不合理的人为设限”，寄望美国企业家“放眼长远，发挥影响”，促进中美双边合作和双边关系。

12月5日，李克强会见来访的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再次强调“改革开放是中国认准的方向”，中国过去“尝到了甜头”，未来中国也会“越来越开放”，并希望我们的合作伙伴（暗指美国）也能够“更加开放”，这样世界也会共赢。李克强还希望，中美能建设一个“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顺应合作主流，突出和扩大共同面，管控和缩小分歧点；此外更呼吁美方应早日放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鲍尔森也回应表示，发展美中关系是美国共和、民主两党的共识。

12月11日，李克强自11月15日后第三次会见美国客人—美国前总统卡特。李克强称赞，卡特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不仅在担任总统期间，卸任后仍然不辞辛苦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三十多年前，在卡特担任美国总统期间，中美正式建交；卡特近年来几乎每年都定期访问中国。卡特也回应称，在他的任内一直把推动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当作最重要的责任，而他人生中最重要的经历就是“有两年时间曾经和邓小平共事”。在两国建交后不久中国就宣布进行改革开放，并发生巨大变化，中美关系也发生巨变。

新晋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也于12月5日出席首次“外事活动”。在人民大会堂与在华工作的20位外国专家代表亲切座谈时，习近平也提出“我们的事业是向世界开放学习的事业”，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不动摇；中国是个负责任国家，我们要努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同时也要处理好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关系；我们的事业是同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事业，各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在追求本国利益时也应兼顾他国合理关切；中国走的是和平发展道路，绝不是“自私自利、损人利己、我赢你输”，对他国、对世界决不是挑战和威胁。

12月13日，习近平利用在中南海会见到访的美国前总统卡特的机会，在十八大后首次就中美关系明确表态，他强调，新形势下，中美双方要不畏艰难，勇于创新，积累正能量，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开创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新局面。习近平此番表态简短清晰，还使用了此前在网络空间流传的“正能量”一词，引人关注。

而在卡特看来，“很明显习近平采取了邓小平的基本理念，我相信习近平到深圳并向邓小平像献花篮不是一个巧合的事，他还重复了1978年我和邓小平共事时候邓小平作出的改革开放的讲话。这是一个很好的讯号。”而李克强在会见卡特时，还提及中国将“推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包括贯彻中国宪法明确的保障人权原则，反对腐败，让政府权力透明公开地运行等等。

来而不往非礼也。12月12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家瑞率领中共代表团访问美国，在纽约会见了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王家瑞介绍了中共十八大确定的发展目标和大政方针，阐述中国的发展会给美国和世界带来更多机遇，承诺并寄望与美政府、政党和各界友好人士共同推动建设“中美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戚建国与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米勒在华盛顿共同主持了第13次中美国防部防务磋商，就如何落实两国元首就发展新形势下“中美新型军事关系”达成许多共识。

在十八大闭幕后的一个月以来，中国新领导层履新以来的外事活动频繁会见“美国客人”，凸显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和成熟性，以及中美新领导层为复杂、重要的双边关系进行新探索的积极意愿。中国新领导层屡次向外承诺“改革开放”，暗示中国希望与世界继续“合作共赢”；习近平还通过首次外事活动亮相，阐述了新班子的外交理念和态度，向外界传达了和平与合作的外交主题。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新领导层会见的这些美国企业家与前高管，看似与美国现任政府无关联，实则是白宫和美国会外的“第三院”，有很强的游说资源和能力，并能影响美国的外交和经济政策。这也凸显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比较聪明、务实的认识到：通过民间和公共外交手段，先跟华盛顿做好朋友，再谈中美合作、化解分歧，达成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王岐山赴美“承前启后”？

中国在十八大后频频抛出“深化改革”的政治信号，经济转型和改善民生仍是第一要务；连任美国总统后的奥巴马，同样面临国内棘手的经济和财政问题。但中美现在面临诸多问题：政治上，美国仍在潜意识把中国当成一个“异类”，在一些人权和政治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说三道四；经济上，中美以往合作为主导、夹杂竞争，但现如今中美之间竞争的元素似乎越来越多；在外交、军事上，美国正担忧中国对其地区乃至全球地位的“挑战”，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潜在敌手”。而归根结底在于中美的互信“赤字”严重。

传统上经贸是中美关系的“稳定器”，中美两国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2011年中美双边贸易额达4466亿美元，中方已成为美方出口增长最快的对象国，但如此同时，中美经贸摩擦也日趋严峻。自2009年以来，奥巴马第一任期对中国发起的双反调查、“337条款”调查累计近百起，贸易诉讼也是数起并成立一个专门的审查委员会，这些贸易摩擦涉及光伏、汽车、新能源等诸多领域。

而随着中国产品日渐高端化，在知识产权方面也遭遇美方诸多诘难。美国甚至还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挠了中国一个风力发电厂项目和华为中兴在美国的业务发展。在大选年，对中国的口诛笔伐、态度强硬，更成为政客们相互比拼以夺取选票的工具。

成立于1983年的中美商贸联合委员会，号称中美贸易摩擦的“灭火器”，不仅是中美最早的经贸对话机制，也是当前两国最高层次双边经贸措施机制。2003年温家宝访美时，两国领导人提升其级别，中方由副总理出席、美方由商务部长和贸易代表共同出席。按理说，王岐山作为副总理，此次访美是其常规工作，但区别在于：已成为中纪委掌门人的王岐山，这是最后一次以“副总理”身份访美，也是首次以“中共七常委之一”身份赴美。

在此之前，与习近平和李克强一样，王岐山在北京已先后会见美国前财长鲍尔森、现任副财长布雷纳德。几乎可以肯定，王岐山此次访美将代表的巨大意义：一是以“中美商贸联委会”这个重要机制，表明中美关系的历史渊源和重要现实意义，突显中美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最重要的一环、也是增进中美合作与互信的一大基石；二是，王岐山以“副总理”身份结束、以“新常委”身份开始，对中美关系“承前启后”意义明显。我们甚至猜测，王岐山或将转达中国新一届领导层的“善意”，而奥巴马也将首次对中国新领导层和对中美关系做专门表态。

当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中美仍将展开激烈“交锋”。比如美方将继续表达在对华市场准入、美家畜产品及农产品的入华限制、知识产权保护、在华企业利益、汇率和失衡等方面的“关注”，中方也将继续呼吁美方放开对华高科技出口管制、给中国赴美企业公平公正机会、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要求进一步推进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并可能对美国财长问题和货币政策的“担忧”。

但合作仍是中美经贸关系的主流。无论是从互补性来看，中国新领导层继续深化改革、大力发展城镇化、推行经济结构改革和扩大内需，这对于希望扩大出口、重振制造业和创造就业机会的奥巴马来说，非常有吸引力。在一些新能源、信息技术等新领域，中美不仅存在竞争，更存在合作空间，美国的技术优势，加上中国的市场，完全可以双赢。另外奥巴马希望搞的高铁和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可以帮忙不少。中国对外投资的爆发式增长，也将带给美国机会，当然前提是—美国不要政治化、始终戴有色眼镜去看中国企业。此外，中美经贸合作和政策协调，不仅两国受益，也将为全球经济带来“正能量”。

中美迎来“蜜月期”还是“磨合期”？

从三十多年前的鼓励、支持中国崛起，到现在的担忧、遏制中国崛起，这一方面凸显了中国这三十年的巨大进步，或者对中国来说—这条路走对了，中国尝到了甜头，对比而言，美国则在走“下坡路”。从经济上看，美国在2020-2030年笃定将被中国超越，“中国世纪”也正式来临；政治上，在美国看来“异类”的中国制度正取得史无前例的成功，让美国模式遭遇挑战和信仰危机，伴随美国经济实力衰落，国际政治多元化成为不争事实，美国现如今只能靠地区盟友继续“统治世界”；当然，美国还是世界上第一军事大国，政治制度的优越性、自由度，人才、创新能力和科技能力全球仍首屈一指，但遗憾的是，中国正在全方位加速“赶超”。

另一方面，美方态度的变化，也凸显中美互信的严重缺失。导致这种情况，有美方的意识形态和思维僵化因素，也与中方不会“沟通”有关，另外中美的历史认识误差、文化差异也是重要因素之一。三十多年前，美国可以不顾中国共产主义的身份，与中国打交道，邓小平访美掀起一股对中国重新认识的热潮；邓小平可以告诉卡特“将对越南作战”，并信守承诺“两周内撤兵”……

也许有人认为，这和当时的国际局势有关，中美是各有所需。但为什么当时中美两国没有任何瓜葛，可以做到诸多突破，但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中美经贸关系、人文交流如此盘根错节、纵横交错，却没法做到最基本的“互信”。甚至在有些海内外媒体看来，中美现如今的互信缺失已达到“濒临摩擦起火”的境地。这需要中美领导层反思！

美国如果仍旧顽固不化、思维倒退的看待中国，继续热衷以“中国威胁牌”来获取民意、带来政治支持，抱定通过“遏制中国”来维持美国“一超”地位，甚至玩危险的地缘政治平衡游戏，不仅无法维持美国霸主地位，反倒迫使中国在“如同战国时代的亚太”更加速崛起，甚至引发地区乃至全球灾难，美国也会被盟友拖下水。而对中国，中国如果认定美国“重返亚太”针对中国，对外强硬有余而灵活不足、智慧不够，同样会在民族复兴大路上栽跟头。

未来50乃至100年，是亚洲的世纪。中美之间如何顺应这一历史趋势，做出对应的调整，拿出三十年前的政治智慧和领导魄力，这需要中美多出“政治家”而非“政客”，需要中美“政治家”认识到—历史又一次需要中美做出抉择：是要做伙伴，还是要做敌人？太平洋足够宽广，足以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但要真正做到，历史没有成功经验可循，中美需要拿出坚定决心。对于习近平领导的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还有奥巴马即将组建的新团队，首先要做的是：相互做出善意、拿出诚意，必须把互信“赤字”先补上。在习李会见诸多“美国朋友”后，王岐山将开启新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