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官员跨界渐成趋势 任职与西方接轨

摘要: 近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经过表决决定，任命郭声琨为公安部部长。此前，郭声琨并无公安系统相关履历，而是一名在国企浸淫多年的国企管理者。 而在中国官场，官员跨界任职亦成为一种趋势。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第12任部长郭声琨

　　近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经过表决决定，任命郭声琨为公安部部长。此前，郭声琨并无公安系统相关履历，而是一名在国企浸淫多年的国企管理者。郭成为又一名跨界任职的公安部部长。而在中国官场，官员跨界任职亦成为一种趋势。

　　多位公安部部长为跨界任职

　　现年58岁的郭声琨在赴广西任职前，一直在冶金领域工作。郭亦曾担任过央企中国铝业公司的领导。2001年2月23日，中国铝业公司成立。郭声琨随即出任新成立的中铝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带领中铝取得了出色业绩，并因此“由商入仕”。2004年4月，郭声琨履新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并一直做到了自治区党委书记的职位。

　　经梳理发现，自第九任部长陶驷驹（1990-1998）后的历任公安部部长均为跨界任职，无从公安系统内部擢升至部长的官员。贾春旺在履职公安部前虽然曾在国安系统担任了13年的部长。但是在履职国家安全部部长前，其职务为北京市委副书记兼市纪委书记。因此，贾春旺并不是从公安或者国安系统内擢升为主官的。周永康和孟建柱以及今次接任的郭声琨，均为从地方主官调往中央任职。周永康在担任公安部部长前是四川省委书记；孟建柱在履职公安部前则是江西省委书记；郭声琨在担任公安部部长之前则任广西自治区党委书记。

　　近年来跨界任职渐成趋势

　　近年来，官员跨界任职案例并不鲜见。在十八大后的人事调整中，就有多个这样的案例。如赵乐际由陕西省委书记调任中组部部长，而此前赵乐际并无组织系统的相关工作履历。而他的前任李源潮亦是由江苏省委书记调任中组部，接替彼时已经晋升常委的贺国强。彭清华在赴广西自治区任职期前，亦无地方主政经验。此前，彭清华曾在中组部系统任职近20年（1983-2003），而后又在中联办工作六年，历任副主任、主任，负责涉港事务。

　　像郭声琨那样，由国企领导跨界到地方任职亦是另一种跨界模式。如福建省省长苏树林、河北省省长张庆伟以及吉林省委副书记竺延风等都是由国企领导调任地方任职的。苏树林在赴福建任职前，是中石油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张庆伟在履职河北之前一直在航空和航天系统工作，曾任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张在推动中国“大飞机”项目上工作出色。竺延风在“由商入仕”前是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总经理。

　　类似的现象也发生在国务院的部委层面，比如在十八大前接任交通部长的杨传堂，在任交通部长之前并无相关履历。

　　上述人事调整中跨界现象的出现，得益于中共对于干部交流制度的重视和推进。在2010年9月发布的《2010-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中指出，“对一些重要岗位的领导干部，实行跨地区、跨部门交流”。所谓干部交流，是指各级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按照干部管理权限，通过调任、转任对党政领导干部的工作岗位进行调整。挂职锻炼工作另行规定。

　　官员任职正在向西方制度接轨

　　众所周知，中国施行的是公务员制度。官员晋升均在该体制内完成，职业官僚和政治家没有做完全的区隔。虽然在考试方面，西方借鉴了隋唐的科举制度。但是西方在职业官僚和政治家在入口阶段已经做了明显的区隔。如在日本，选举产生的国会议员为政治家，负责法律的制定工作，考试录用的国家公务员为行政官僚，负责法律的实施工作。

　　在美国亦是如此。得益于1883年通过的《彭德尔顿法》，美国的文官（类似于中国的公务员）独立于政治家的选举和任命。文官处于政治中立状态，不受政治家的影响。所以可以看到，部长层面，由总统任命，而以下的则是在美国的公务员体制内逐级晋升。基于这样的体制，部长或者主官负责协调和沟通，副部长及以下官员则是负责具体的机构运转和执行。因而在西方世界，官员跨界任职也就是比较常见的现象。例如现任美国国防部长莱昂·帕内塔并非军旅出身。帕内塔是一个财政好手，曾任国会众议院财政委员会的主席，而且在克林顿任总统期间，担任过白宫的财政办公室主任。唯一看似和国防部部长搭边的履历就是在2009年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

　　虽然中国未能在官员入口阶段将职业官僚和政治家做区隔，但是在官员任用选拔阶段已经在向西方制度靠拢。官员跨界任职就是比较明显的体现，负责协调工作的官员和执行事务官员开始有了不同的区分。如中组部，部长以下的几位副部长，都是在组织系统浸淫多年的资深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