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中国的新闻管理是在做高难度的平衡把握

    我们试图跳出这个争论框架，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做一个动态的梳理。

    首先新闻自由是个有目标指向的原则吗？大概是。那么最大的目标是推动社会进步吗？很多人大概也会同意。新闻自由做不到毫无底线，这从我们在生活中说话不能毫无底线有类似之处。新闻的自由度应当同社会的需求大体对应，但要额外富裕一些，既实现大平衡，又保持对社会的鞭策和激励，推动它往前走。

    中国改革开放前，完全的计划经济决定了当时的政治面貌，几乎没有给新闻的自由发挥留下什么空间。改革开放带来了市场经济，各种新元素不断涌入社会生活和大众政治。这种变化催生了都市类媒体的诞生，人民群众的各种不满纷纷出现在媒体上。

    互联网传入中国，它的开放性首先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同时进一步拓展了媒体的表达和监督功能。通过互联网与传统媒体的相互刺激和竞争，舆论的批判性越来越尖锐，并渗透到社会的大多数领域。时至今日，媒体已不难做到推倒一个腐败官员，揭露一个基层政府掩盖的丑闻等。

    这个过程中，中国政府总体上表现出了顺应的态度。这种顺应有时是主动的，有时是现实主义的接受和适应。媒体进一步开放的压力从未在这个过程中缺席，如何处理它们对政府始终是陌生的，中间出现不少磕磕绊绊，但回头看，它们都是小插曲，新闻管理从未在中国社会内部酿成大的冲突。

    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各地只有党报和极少数广播电视台，直到今天中国成为全世界多媒体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中国如此翻天覆地的新闻环境变化是在平稳中过渡的。我们如何看这种平稳呢？

    根本原因是，这些变化都是与中国社会和大众政治的变化同步进行的，新闻与国家现实相互催生，也相互消化。像如今微博里的舆论表现，倒退几十年完全不可思议，但今天的中国社会可以承受并消化它，因此它在过去“十恶不赦”，但在今天却益大于害。

    然而今天中国媒体仍有做不了的事情。比如中国不允许正规媒体攻击国家基本政治制度，这是因为国家国体是宪法规定的，严重违宪的攻击即使未来大概也不会允许在正式场合出现，这在西方也是一样的。

    还有一些中国媒体今天做不了的，是社会（包括政府、机构组织和民众）目前的承受力还不够，这些领域将继续发生很多具体的摩擦，新闻管理机关实际是这种摩擦的协调人。

    中国的新闻管理不可能只是“对政府利益的保护”，这样看问题未免过于简单。动态地看，中国的新闻管理是在国家发展和新闻进步之间做高难度的平衡把握，它需要促进新闻的繁荣，同时保障这种繁荣与国家的全面繁荣是正向关系，而非对立和冲击性的。

    中国新闻显然有加快进一步开放的空间，而且事实上它正在中国发生着。我们拿两年这个时段的前后做对比，中国媒体今年初发生了针对“闯黄灯扣分”的激烈争议，并且迅速收获了效果，这在两年前是不可能的。

    中国的社会变革和新闻变革都在继续加速，我们应保持这个速度，也珍惜两者之间的协调。不断改革、完善中国新闻管理也是这种协调的现实需求。只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是创造性的，中国的媒体发展之路就必然充满创新。西方成熟媒体会为我们提供材料贡献，但中国媒体的设计和修正过程都不可能从头到尾打上西方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