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十 自 述
章乃器
转眼就满七十岁了。这是变化万千的七十年，是绚丽多采的七十年，也是苦难深重的七十年。以我来说，就记忆所及，面临死亡，何止数十百次。死生大事，面临死亡，想的是什么，做的是什么，如何能出死入生?这中间，有的是糊里糊涂过来的，有的是渺不足道的，但也有的是甚足记述的。写下来，小则足以惕励自己，大之还可以儆戒后人。
我是一个先天不足、后天又复失调的人。九岁以前，只能吃糜粥，十岁以后，才会吃干饭，十一岁害了一场大病，卧床达半年。乡下庸医，时而说是内伤发作，时而说是伤寒。究竟是什么病?永远成为疑案。十四岁，有一次在餐桌上晕过去了。叶叔圭老伯在座，诊脉说是虚症。十五岁值辛亥革命，承大哥函召，去南京当了一年兵。虽然文已经投笔，武未能杀贼，退伍后四顾茫然，但体格却得到了锻炼，为以后五年问在浙江甲种商业学校刻苦用功打下基础。可是，用功读书而不从事运动劳动，又使身体逐渐坏下去了；特别是一年两次的考试，危害健康更大，我亲眼看见有一位很用功的同学，就是因为考试积劳成疾而死的。所以，我虽然是稳拿第一的考试能手，却一贯反对考试。
一九一八年二十一岁，我在“甲商”毕业了；由校长周季伦先生介绍，当了浙江银行的练习生，起初在杭州，后又调到上海。孤僻的个性和傲慢的态度，使得我和职业生活格格不入，苦闷牢骚又使得我沾上了饮酒赋诗的名士气。这就招致了胃溃疡重症，不久还并发了肺结核。在当时，这两种疾病都是没有特效药的，尤其是后者，得了它等于宣判死刑延期执行。在中西医诊治都不见效的情况下，我向书本找办法，终于读到了《因是子静坐法》。我依法练习静坐，同时改革吃饭习惯——细嚼缓咽，少吃多餐，饭前后休息等。不到半年，我竟战胜了两种死症，恢复健康。这时我已经离开上海，在北京通州农工银行工作。 失业使我离开北方，重新回到上海的浙江银行。健康的恢复使得我除了努力工作之外，还刻苦自修业务上需要的知识。对自己过高的要求又伤害了我的健康。一九二七年三十岁，我害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病。有一天，竟在办公室内昏厥了！
这时候的居住条件差，我不能很好地静坐(当然，更重要的，还是因为我当时气功修养的水平低)，于是，我就改练内功拳(形意拳、太极拳、八卦拳)。在短短的三个月中，我又自疗好这一场重病。回想在病势严重的时候，悲观达到了极度，觉得自己很难活到四十岁。真想不到我竟能活到今天的七十岁！ 练习了内功拳，使我体会到，内功拳和静坐的姿式是相同的——都是一个“松”字‘能放就能松，所以，道佛二家都主张一切放下。我联系到科学，认为这是对重力(地心引力)的适应问题。于是，我写了一本《内功拳的科学的基础》(后改为《科学的内功拳》)，自信是做了一点破除迷信，揭发真理的工作的。 在那时，静坐有着浓厚的迷信色彩。练静坐叫作“修道”，先得求名师，而老师是不公开的，必须虔诚地去寻访，而且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得了老师，须虔诚参拜，还要对神发誓：非得其人不传，夫妇、兄弟、父子之间都不能相授受，否则要道五雷劈身之损。掌握了科学知识的人们自然不能不向迷信开火。蒋维乔先生便是有志于用科学说明静坐，同时破除迷信的一个代表人物。他所著的《因是子静坐法》曾经是通行一时的。他是受到日本的一些学者的影响的。
内功拳也有一些迷信色彩，但不如静坐之甚；论述内功拳的书当时很少，更淡不到什么科学的阐明。我当时看到的，只有一本孙禄堂著的，书名记不起了。
蒋维乔先生对静坐是用了苦功的；静坐对他也起了很大的功效。他在练习静坐以前身体是极度衰弱的，练习以后健康情况起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他健存到解放以后，八十多岁才去世。他的《因是子静坐法》虽然对我起过很大的作用，但我们这批受过“五四运动”洗礼的人，是习惯于离经背道，批判前辈先生的。我在《科学的内功拳》中就批评了他——认为他所说的脊梁骨可以营呼吸的理论是反科学的。其实，他的理论可以批评的地方还远不止此。破除迷信的人传布新的迷信，是往往而然的。
我用人同重力(地心引力)的关系来说明静坐和内功拳的基本姿式，直到现在仍然是一种创见，因此，《科学的内功拳》一书，曾得到广泛的好评，对我更起到了破除自卑感、奠定自信力的巨大作用。在旧时代，一个中学毕业当过练习生的人，是不能不有浓厚的自卑感的。健康的自力获得；尤其是学业的初步成就，很有效地消除了自卑感。静坐和内功拳两种功夫的融会贯通，不但在思想认识上大进一步，在练习上也易于因地制宜，坚持不懈。所有这一切都对我的一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以后对于政治——国家大事和世界大事——的参与，由写文章呐喊到直接行动，从同情革命到积极参加救国会运动，都是由此而来的。
健康的体格加上政治的责任感，产生了超出于想象的充沛的精力。当时正在“四·一二”事变过去不久，各地白色恐饰仍在残酷进行。我激于义愤，独力创办《新评论》半月刊，从写稿、编辑、校对到发行，主要地由我一人负担；每期几万字的稿子，大部分是我自己写的。而白天，还要照常在银行里做八、九小时的工作。尽管刊物水平不高，立论是那么天真而幼稚，但勇气和毅力是得到一般的好评的。刊物支持了将近一年，直到被禁止发行。
一九三三年开始参加了救国会运动的发起，直到一九三六年被捕，这几年间的工作也是十分繁重的，救国会的文件几十万言，十分之九是我执笔的(据闻生活书店曾编印《救亡文献》一厚册，惜我未见到)。所有的重大活动，如筹措经费直到群众上街头的部署，都需要我参加，工作通宵达旦是常有的。 这就招来了国民党的迫害。一九三六年五、六月，市长吴铁城以邀请吃饭为名，把我们扣留起来，并指使秘书长李大超故示惊惶，以哭泣对我们进行威胁。吴竟然指责我们想当民族英雄，我们觉得可笑：敌人已经强占了近半个祖国，他还不许人民做民族英雄，这真可说是典型的卖国贼腔调！由于我们义正辞严不为所屈，他终于只好释放我们。但接着，他又通过银行，对我进行迫害。
有一天，浙江银行总经理李馥荪找我谈话，陈朵如老师也在场。他说，吴铁城给他警告，银行里不应容留章某，否则对银行不利。他又说，他已经为我慎重考虑，我最好是去英国留学，银行可以供给我在英国的费用，这里的薪水照旧发给我安家，我如能在英国学习三五年，回国后不但银行需要，国家也很需要。他要我回去好好地和救国会朋友们商量，取得他们的谅解。我听了，不假思索，就回答他：我愿意辞职以免银行受累，我没有必要和别人商量；救国会是一件关系国家民族存亡的大事业，我不能离开它。这样，我就不仅放弃了这个一般人视为极难得的“镀金”机会，而且亲手砸碎了这个经营了二十年的“金饭碗”。许多人知道了这件事，都驾我是大傻瓜，但也有不少人是同情赞许的——柳亚子先生便是极度同情的。他赠我的诗热情洋溢，主要的原因就在此。诗附后。
国民党用的是“调虎离山”之计。他们认为只要我出国，救国会便可以瓦解。谁知“妙计”竟落了空。而我在离开银行以后，无所牵挂，活动反而更加积极。这使得他们十分恼火。更严重的是，他们同中共的斗争着着碰壁，内部矛盾也越来越尖锐，狗急跳墙，便于十一月间对我们进行逮捕。这一事件的经过，已详见邹韬奋兄所写的《经历》和沙千里兄所写的《七人之狱》。我这里只想补充一点：
我们入狱不久就发生了双十二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通电，重点提出了释放我等的要求。于是陈果夫就在国民党高级会议中提出枪毙我们的主张。冯玉祥将军很机智地用几句话挽回了这个危局。他说：“我们的人被扣在西安的不止七个，而且中间有蒋委员长。这时千万不能动杀机！动了杀机我们的危险太大。”于是陈果夫就只好沉默下去了。陈果夫是当时江苏的省主席，苏州正在他的统治下，看守所内忽然增加了宪兵，给予我们以警告。但我们早已计议到可能的杀身之锅，我们准备高呼爱国口号，从容就义。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上海抗战前夕，我们才被释放。我们先去南京，在南京，国民党要求我们通告解散救国会。我们同它抗争了几天，才回上海。但一到上海，救国会已被接收，改组为救亡协会了。回想几天以前在南京同国民党的抗争，真觉得难以自解。
仅仅只有三个月左右，大伙儿就从上海撤退了。我先去香港。在香港，我接受了李宗仁的邀请，到了安徽。大致从一九三八年一月到一九三九年五月，我在当时统一战线下的安徽省政府工作；起初任省府委员兼省动员委员会的秘书长，以后任财政厅长；初期驻在六安。几个月后转移到立煌县(现改金寨县)。从上海银行经理的生活落到苏州看守所的生活，自然是一个剧变。但，更大剧变却是从二十多年的城市生活落到战时的大别山山村生活。五六千人进入到荒凉的金家寨，生活问题的严重是可以想见的。准备有了一些，但很不够，连饮水碾米等问题都是临时解决的。中间有一时期在敌人的四面包围下，枪声历历可闻，而内部还要应CC团方治和军阀张义纯的排斥，生命的危险是随时可以发生的。但这一切都被我挺过去了。我不但挺过去这许多严重的危难，而且还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在“铲除贪污、节约浪费”两大口号下，我把安徽的战时财政由大量的亏空转变为收支平衡而略有节余，此外还发清了欠薪欠饷，适当改善了职员、士兵的生活，而并不增加人民的负担。我还以换取统一税收的名义，每月补助新四军三万元。这是一件极其大胆的统一战线工作，是任何地方政权所不敢做的。
据闻，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女士所著《中国的战歌》中颇为详尽记述了这一时期的史实，对我的生活和工作有很高的评价。她到大别山时，我已经离开。她仍然对我的生活和工作进行了深入的访问和调查，如实地写了出来。我谨在此对于这位可敬的朋友表示我的深沉的悼念。可惜我以后就没有见到她，也没有读到她的作品。
这时候还有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就是我在这短短的一年多时间内，培养了数以千计的财经干部。据了解，他们没有人犯贪污，更没有人投敌，他们的绝大多数投入了党的革命事业，其中有不少人还起了重大的作用。已故的中央财政部副部长范醒之便是其中之一。
皖西根据地的建立是我同国民党的逃跑主义斗争的胜利果实。当时曾写了一篇题为《固守皖西，屏障武汉》的有历史意义的文章，刊在《大公报》。关于当时的民众动员工作和财政工作，我回重庆后也写了二篇文章，发表在中山文化教育馆的刊物上。
蒋介石在发动反共高潮之前就先罢免了我，安徽的统一战线政权从此结束，全国的统一战线局面也从此破碎，皖西根据地也日就糜烂下去，终于一度沦陷。同学钱尊三兄就是在沦陷时牺牲的。
我回到重庆后，生活马上发生问题，于是就成立了上川公司。上川公司也安排培养了一批革命干部。但数量、质量都远比不上安徽时代了。借助于迁川工厂联合会，我推动了大后方工商界的民主运动，以后发展为民主建国会的政治组织。在著名的争取和平、民主的
沧白堂、较场口事件中，我成为国民党打击和诬告的主要对象。有关这件事的数十万言的文件，又几乎全数是我执笔的。在这个事件中共同斗争、始终不懈的，有王葆真先生和陶行知兄。行知兄就在这时去世了!《新民报》是发表我们的文件最后的一个报刊。沧白堂、较场口的打风发展为更大的法西斯打风，随而有《新华日报》和《民主报》的被打被砸。当时我的处境很危险。许多朋友劝我逃避，我不听，并在家中准备酒瓶、石块，抵抗暴力。直至一九四六年春，法院表示消极对待国民党的诬告，我才飞沪。
在上海，我参加了“反美扶日运动”，共同组织了各界代表赴京请愿，共同发表了反对国民党伪宪法的文件。
一九四七年，在民主同盟被解散的前夕，我流亡到香港。仍然为了自己和同人的生活，我创设了港九地产公司。在政治活动方面，我又成为“宣言专家”。各民主党派在香港联合发表的文件，又几乎全数是我执笔的。资本主义商业的经营这时也达到了最高峰，我获得了相当多的利润。正因为图利生涯同我的理想矛盾，所以，在一九四八年终，我接到中共中央的电召，便毅然舍去，秘密返回沈阳。参加了新政协的筹备工作。
一九四九年新国家成立。我担任了全国政协的常委兼财经组长，同时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兼编制委员会主任。一九五三年任粮食部部长，创建了粮食部。关于我在粮食部的工作，将另文叙述。关于我在民主建国会内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已详《根据事实，全面检查》一文和一九六二年在政协大会上的两个提案。现在只想着重写一写我对政治上两次最严重打击的态度。
第一次是一九五八年一月底的事情，大概是一月二十八日上午周恩来总理召见我，我就乘车到西花厅去见他，当时在场的还有习仲勋、徐冰两位秘书长。周总理对我说，要撤我和章伯钧、罗隆基的职，马上就要提出国务会议讨论，已经告诉了伯钧、隆基二人，而且不让他们出席会议，但可以让我出席会议申辩。我问，我写的《根据事实，全面检查》的文件有没有看过，他说没有，我说，那是很遗憾的。我问，撤职的事情是否最后决定了。他说，党中央决定了。我说，那还申辩什么呢?我愿意放弃出席权利。他说，那也好，辩论起来我们人多，你说不过我们的。他又说，也曾考虑过是否让我们辞职，可是又何必那样转弯抹角呢？我说，撤职倒没有什么，但为什么要扣上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名呢?这是违反事实的，是宁死不能承认的。他说，那你可以保留思想，我们党是准许保留思想的。于是，他又谈到和罗隆基谈话的经过，他曾问罗作何打算，罗答要么就自杀，否则便只好接受。总理说，你可以去美国。罗问，是否意味着驱逐出境？总理答，绝不是。总理问我作何打算？我说，我是全心全意，全力投向党的，党给我处分，我愿积极接受下来，作为党对我的锻炼和考验。我和党共事已经三十年了，仍然没有被了解，那就请再看五年吧，五年不够，也可以看十年。到那时我也不过七十岁；我现在开始就好好地锻炼体格，充实头脑，准备到时再为党工作十年。总理笑着说，你倒真乐观呀。最后我重申：我是永远不反党的；我要使那些诽谤的流言，彻底地破产；我决不做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的蠢人。
我实现了我的诺言。我以前所未有的认真态度读书，也以前所未有的坚持态度锻炼体格——除了气功、腰腿六段锦以外，每天作二十五个起伏撑，还在浴室内摩擦全身二千多下。
对于气功，我有进一步的体会——我把它归纳为三个步骤：自我失重、自我催眠和自我消亡。
1．自我失重：这是从已经掌握的重力(地心引力)作用理论发展起来的，国外在宇宙航行实践中，发现了失重疗养的好处，提出了设立宇宙空间疗养院的创议。我认为这是小题大做，劳民伤财，而又不可能为多数人服务的愚蠢想法。学会了气功中最基本的放松功，就可以就地得到失重疗养。物体(包括人体)同重力发生矛盾产生重，失重的办法，可以是同宇宙航行家那样离开重力的作用，也可以是气功的放松功那样，完全顺从重力。一切矛盾的根本解决都是如此——不是矛盾着的双方远远地离开，便是矛盾的一方服从矛盾的它方。他们还认为人体的细胞是因为受到重力的作用而压紧的，所以必须离开重力的作用才能使细胞得到保护不容易衰老(《十万个为什么》卷3， 47—48页)。这种说法显然是错误的。重力给与人体以可贵的稳定，也给以细胞以稳定，而并没有给与不利的压力；离开了重力，悬浮起来，倒真是苦事。重力并不使人体细胞压紧，人们违抗重力的错误姿式造成不需要的紧张，才真使细胞压紧；所以，只要全身肌肉，尤其是内脏，完全顺从重力放下去，就可以达到轻松愉快的境界，而绝不会发生细胞压紧的问题。这就是我所说的自我失重。道佛二家“一切放下”的说教，不过如此而已。
2．自我催眠：催眠可以把人的本能提高好多倍。一个普通人进入催眠状态，可以变成大力士。静坐、静卧或静立、放松，意守丹田，细长呼吸，呼吸特别注意沉气，意、气偕入丹田后，气动而意尽可能不再动，稍久便可入静，真正的入静就是似睡非睡的催眠状态。这时，绝大部分的高级神经都休眠了，只有意守的部分二——丹田和需要治疗的组织器官——管辖的高级神经仍然清醒。而这些部分高级神经和器官的本能就变得特别强大，可以发生出于意料的高疗效和健身的力量。所以，入静就是自我催眠。
3．自我消亡：佛家说圆寂，道家说坐化，都是自我消亡。羽化和白日飞升是谎言，是没有的事。自我消亡一般都要先经过绝食的过程，让体内污浊诽尽，体力消耗几尽，然后停止吸气，人就死了。自我消亡当然是可以预定日期的，死后也不易发臭。
我自信上述三点已经是揭发了佛道二家的奥秘，剩下的就只能是繁琐哲学和玄而又玄的玄学，乃至是符咒之类的赤裸裸的迷信花招了。
有些事情，看来似乎很离奇，但只要细加研究，便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某一时期的《知识就是力量》登载了一篇《瑜珈教徒》，内中有一段说，教徒可以被埋在土里，过几个小时，仍然活着扒出来了。有人认为这是谎言，但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离地面十六公里以内的泥土里，氧占去近二分之一的重量(《十万个为什么》卷3， 138页)，而氧正是人呼吸所需要的。。抗战时期重庆发生了大隧道封闭的惨案，死了几万人，只有一个人压在底层，倒居然活着，他的秘诀是安静勿慌，用鼻孔贴在地面呼吸。
第二次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的灾祸。这是我有生以来所遇到的最大的灾祸，是对我，一次最严峻的锻炼和考验。从二十四日到三十一日，整整八个昼夜，我在绝食中受到百般的拷打、凌辱和威胁。后来看到北京六中“劳改所”的材料，那里面所用的酷刑，十分之八九都已在我的身上预演过了。但我居然没有死，而且自信仍然可以活到十年以上(者香的去世使我大大减少了再活十年的信心)。我对付的态度．就是镇静、镇静，再一个镇静。
我之所以能镇静，首先是因为我没有畏惧之心。死没有什么可怕，所求的只是死得其时和死得其所。我知道只要来者是真正的群众，他们是不会杀害我的。我手上没有沾半滴人民的血，腰间没有留半文不义之财；社会上一切黑暗糜烂的勾当，我全没有份，而从辛亥革命以来所有的进步运动，我几乎无役不与。“民愤”的帽子是绝对扣不到我头上的。所以，此时此地，我是没有死的理由的。我可以镇静对待。
其次，是因为我没有仇恨之意。我看到，人群之中即使有不纯的分子，但绝不是我的敌人，也绝不是阴谋陷害我的仇人。他们主要是一群天真的孩子，他们的缺点只是水平低和受蒙蔽而已。我应该心平气和地对待他们，以争取他们的理解和同情。
又其次，是因为我还有顽强地活着的积极愿望。我认为，我现在决不能死，我要等到党看清楚我是一个对党的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人，然后死而无憾。我深信，事实是掩盖不住的，事实总是越到后来越清楚。我活着，我的精神面貌就可以证明我对时代的乐观。这是有反动思想的人所万难做到的。
镇静，尤其是积极的镇静，不仅增强了我的生命力，而且也增益了我的应变的机智。我已经体验到，正面用毛主席的话去对抗他们，是会招到邪恶分子的反感的；而在无统一组织、无统一纪律的情况下，邪恶分子是可以致个别人的死命的。于是，我就用婉委的规劝方式，这样，既可争取善良分子的同情，也使邪恶分子无所借口。如我问：毛主席会不会打人、骂人?解放军八项注意中的第五项是什么?打人、骂人、罚跪是什么时代的风俗习惯?毛主席的优待俘虏政策是为俘虏治伤、治病，现在怎么可以不为我的爱人治病，不为我治伤?
这一系列问题的提出，是起到应有功效的。
从二十五日晚间开始，我就有一些清醒的时间，除了做上述的政治工作以外，还吟成了一首诗：
能求祖国长强富，个人生死无足伤。
坏事终当变好事，千锤百炼铁成钢。
这首诗当时还不能公开，怕邪恶分子借此煽动，招来更大的苦难。于是就在二十六日上午，要求见者香一面。者香来了，我就口述，请她笔记，作成如下的遗嘱式文件：
“毛主席的统一战线政策是无敌于天下的，我愿竭诚拥护它，推行它，虽死无悔。”
“党从遵义会议起到延安整风这一阶段的历史是无比光荣的，我愿发扬光大它，虽死无憾。”
“毛主席说：用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这句话是永远正确的，我们必须时时刻刻记着它，实行它。”
“请红卫兵把我这些话转达毛主席、周总理，他们一定会相信我的话是真诚的。”
我在当时，一面有强烈的生的要求，另一面仍然有严重的死的威胁，因为没有统一的组织、没有统一的纪律，就等于无组织、无纪律。我睡在下房，也竟没有专职看守我的人。所以，只要有一个坏分子要害我，他是随时可以处死我的。我说这是一件遗嘱式文件是符合实际的。但真想不到，这竟不成为我的遗嘱，却成为者香的遗笔。
“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体格锻炼亦然。气沉丹田可减轻痛楚，运气可以疗伤。“不通则痛，通则不痛”，这话我是经常记着的。气(内气)不通则血不行，血不行则思处失去营养，故痛。气通则血行；患处得到营养，便可以不痛，或少痛。神经性疼痛如此，伤痛亦大致如此。
我这时除了遍体鳞伤之外，右目的拳伤特重。看出去有个红色的外围带锯齿形的椭圆圈，经常在眼前闪现，可能是淤血所致。内伤也相当重，右胸、背、股、尾闾和膝部均经常疼痛。但到第三天，我发现手上的乌紫退色了，右目已能见物，内伤痛楚也减轻。真是气到之处，效验如神。
八月二十五日以后七天的遭受，是每天总有几批人来拷打、凌虐我。门是开着的，又没有人管，拷打和凌虐的自由是很充分的。值得记述的．是有人用钢丝包橡皮的鞭子打我，所得的伤肿特别不容易消退。还有人划了火柴烧我的手，更有人用汽枪射击我的头面。此外，如用冷水挠头；如用水壶灌鼻孔，如硬要我吃肮脏的食物，等等，就算是轻微的了。可怕的是居然有人主张用辣椒水灌我的鼻腔。大概是因为我家里找不到辣椒，所以没有实现。但到最后我们要迁出之前，竟有人在用油彩涂抹我的面部之后，用氨水灌我的鼻孔，我真不知道这些坏人是怎样教育出来的。
我在从昏迷中苏醒过来的时候，脑力运动是片刻不停的。除了政治方面的活动和考虑对于新的袭击的防御措施以外，便是利用这个现成的“科学实验室”——自己的躯体，进行气功和绝食的试验。一息犹存，总要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可能的贡献。
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