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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留学生参加黑人游行 被铐进局子

                  
                  

中国女留学生参加黑人游行 被铐进局子

 A、一声“No”让我戴上手铐
  纽约4月29日下午6点,人们从四面八方向市中心的联合广场集结,一场声援巴尔的摩、抗议警察暴力的集会即将开始,对正越来越认同社会运动的我来说,这样的活动当然不能错过。
  晚7点左右,联合广场北侧已经人山人海,水泄不通,警察也早在附近集结严防。各种组织、小组和个人在队伍中打着横幅,举着牌子,拿着扩音喇叭,声讨种族主义、国家和警察暴力、资本主义、表达对巴尔的摩的支持,以及对黑人青年弗莱迪·格雷的悼念。集会在众人齐声一遍遍重复“Allday, All night, WeWill Fight for FreddieGray”(每一天,每一夜,我们会为格雷战斗不息)的口号声中达到高潮。
  7点20分左右,人群决定转向游行,浩浩荡荡从百老汇大道沿第17大街往西去。很快,警察用人墙和车墙封锁了前进的道路,一名警察提着广播喇叭,反复大音量播放公告,要求人群撤离道路,退回人行道,否则就以扰乱交通的罪名施行逮捕。警察是有备而来,非常强势,多辆押送人员的大车已经等在周围。与警方一起做好准备的,还有各路媒体,成群的记者举着照相、摄像机等待着,天空中还盘旋着4架拍摄用的直升飞机。
  大规模的逮捕很快开始,凡和警方有任何肢体冲突、哪怕只是抵抗推搡的,不服从警方命令的,都立即被捕。我看到很多男性被按倒在地,然后被捆绑和扭送进警车,还有一些并未反抗的人也被陆续铐起和扭走。本只是来“打酱油”的我,没想到竟然很快成了其中一员。
  15分钟以后,警察成功将大部分人赶上人行道,并步步紧逼。在百老汇和17街交界的路口,一名警员要求我们“迅速退回人行道”,我看他态度和善,鬼使神差,弱弱地说了一句“No”,没想到他竟然立即把我铐了起来! 一切发生得太突然,我与其说是受到惊吓,不如说是震惊于此刻的荒唐,还来不及反应什么,就被迅速扭送向警车的方向。事后从媒体发布的照片看到,我当时是被3名警察牢牢钳住戴上手铐的。
  我的第一反应是:今晚恐怕回不去了,男友一定会很担心。又开始怕被导师和学院领导知道,他们肯定会想:这么个弱势的国际学生,不好好读书写论文,主动找什么乱子。作为一个从小特别怕惹事的乖乖女,想到他们失望的神情,我就压力山大。
  穿过长长的街道,快走到警车时,路边的记者大声问我的名字和生日。我不清楚自己应不应该说,这会不会加重我的罪名?“说出你的名字!警方巴不得你成为无名氏,他们希望别人看不到你们为正义做的这些!”警车旁一位黑人兄弟对我喊道。
  一名看上去是高级警官的白老男人走过来把我的手机从裤兜里拿出。我喊:“你们要怎么处理我的手机?”他很温和地说:“别担心,我们把它放到你的背包里。”我说手铐太紧,逮捕我的警员就松了一下塑料手铐。他们的态度极大地减轻了我的恐惧,我感觉他们无意也不敢对我们施暴,就是例行公事地终止我们的“捣乱”。
  警车上已经有3名戴着手铐的女孩,随后陆续又送进一些人,最终,我们这个车上载了11名“犯人”,6女5男,什么颜色皮肤的都有,都是年轻人。聊天中得知车上其他5名女孩都是纽约各学校的本科生,她们一致认为,最晚明天早上肯定也会把我们放了,最多也就是交一些罚金。她们的淡定也减轻了我的不安,我们互相安慰支持,互相蹭着对方的肩膀,把飘在脸上的头发抹到一边。
  警车晃晃悠悠地启动,很快到了市政厅附近的警局,然后不明原因地在路边停了大约40分钟。我们逐渐变得焦躁,胳膊僵硬,手腕疼痛。模仿另一个女孩,大着胆子,我也偷偷用铐着的双手从背后掏出手机,给男友发了简短的消息。
  6小时漫长的等待之后,我们终于被一个个卸了下来。
  B、号子里疲惫饥渴
  6小时漫长的等待之后,我们终于被一个个卸了下来。逮捕我的警察弗兰克认领了我。他解开我的手铐,带我上缴了所有物品,领我报了道,还拍了照片,那是一张我和他的合影,表明我的案子就由他负责了。看到他很和善,我就问他为什么要抓我,他说:“让你们退回人行道,谁让你们不退。”随后安慰:“没什么大问题,不会录你们的指纹,应该是过一些手续,就会放了你们。”我上缴了鞋带,被搜了身,就被投入了警局最里面的一个关押间。与其他已经几乎填满了的号子不同,这间一个人都没有,我被发配过来或许是因为我一直在要求上厕所。其实,后来随着这间号子里的人越来越多,大家也只好当众排便了。号子又小又阴冷,有一个长形的铁凳,冰凉。很快,曾与我同车的一个女孩也被分来了。
  她叫尼可,在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读书,是个激进分子。她说自己16岁时被抓过一次,但是因为她是白人女性,所以量刑很轻,她说,美国人有一种迷思,认为白人女性总是无辜的。尼可在游行中和朋友一起用胳膊链成人墙抵挡警察,最终被捉住推倒在地,脸上还有轻微划伤。她说一个男性朋友被反推在地,可恶的警察还用脚踩了他的头。一个半小时后,我们迎来了活泼开朗的黑人姐姐阿什利。她当时站在人行道上,听到一声“捉住她”,就被向后撕扯着长发,铐上了双手。她12岁的儿子在旁边吓哭了。好在警官允许她把钥匙给了孩子,并答应护送他到地铁站。我问她:“你什么也没做,为什么不反抗?”她说,很多黑人男孩害怕警察,总是看到警察就跑,反而招致更暴力的对待甚至枪击,向儿子示范被逮捕时应如何反应,这就是最好的机会。阿什利性格开朗,爱大笑,爱说话,号子里立即热闹起来,没那么无聊了。据说我们有权要求拨打一个家庭电话,她向每一个路过的警察要求打电话给儿子,一再被敷衍,最终也没有打成。号子里没有钟,我们只能偶尔向路过的警察问一下时间。
  大约1点的时候,新学院(NewSchool)20岁的本科生、白人姑娘莉莉进来了,新的话题和故事让我们一起又打发了一些时间。莉莉说她第二天10点有课,不过被捕是一个很好的缺课理由。我很震惊,问她新学院鼓励学生参与社会运动吗?她说当然,新学院是个很激进的学校。2点左右,一个也叫阿什利的20岁的白人女孩进来了。她显然是所有人中最激进的,染着彩虹七色的短发,满口“fucking”、“fuckup”。她是1点钟被捕的,原来集会还在继续,我们惊叹于人们的坚持。她当时有和警察对抗,而且破口大骂,结果头被抵到了墙上,不仅脖子被扭伤,手背也擦伤了三块皮。实在是一望无际地无聊,没有任何可看的东西、可做的事。或许应该找一些平常困惑的问题来思考,不至于那么浪费时间,但等待的焦急让人无法静下心来,我们常常趴在号子的铁栏杆边,紧贴着,斜着往外看,鼻子恨不能都压扁了,看是不是还有人进来或离开。每来个警员,我们都要兴奋一下,希望打听些消息,顺便打发点时间。
  号子里的饮水机坏了,5个小时里我们始终没有水喝,要了多次,也没有人理。弗兰克来找过我两次,问一些补充性的信息,每次都说“你很快就能出去”,有一次甚至说“几分钟之后就能出去”,然而每一次承诺都变成了两个小时,我开始不相信他了。他一直很友善,而且长得有点像的我姐夫,我感觉自己简直把他当成了亲人,感激又亲切。我很快意识到自己可能得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为什么要去感激一个逮捕自己的、在暴力机关供职的人呢?两点半,我终于困倦疲惫得不行了。这时,警察开始发牛奶和起司三明治,我们觉得不妙,发吃的说明我们一时半会走不了。5个人中只有二号阿什利吃了三明治,她说:“我吃这么难吃的东西的唯一原因是我快要昏过去了,但我不想昏过去。”
  C、释放也要排队
  3点多了,我正坐在地上昏昏沉沉,狱友告诉我,尼可要走了。她自己也不敢相信,以为自己第二天还得被弄到法庭呢。我在浑浑噩噩间和她道别,但同时开始担外国人身份会让我麻烦,对释放突然失去了信心。一号阿什利姐姐大声安慰我,不允许我悲观。过了十多分钟,弗兰克警官来释放我了,我简直不敢相信。我和剩下的三个姐妹一一道别,因为没有纸笔,也没办法留联系方式。
  出来后,我被再次戴上手铐,这次是铁的,硌得手生疼。我被要求靠墙站了一大会儿,说是因为规定一次只能释放一个人,要等前面的人走。弗兰克在我旁边,他身后是一长队拿着材料的警察。我这才明白为什么办手续花了那么长时间,因为每到一处都是无尽的排队。我意识到,犯人释放之前警察也无法离开,看着他们困倦、无聊、无力的脸,突然觉得他们就像奴工被这个庞大复杂的官僚体系折磨,我们只在这里一天,而他们是天天都在这里经历这些。
  终于,快4点的时候,我被押到门口,解下了手铐。看到大厅前台那两台破旧的电脑,和拿着材料趴在前台在排队的警员,我明白为什么处理的速度如此之慢,也不知这对我们和警察都是极大折磨的程序要进行到何时,在我后面还有至少100多人,前台旁边的一个大号子里还关着二三十个男人。排队领取物品时,前面的女孩问弗兰克他手臂上的两道杠什么意思,他说一道杠代表工龄五年。想到他已经在这里十多年,不由得替他感到无奈,在这里待一晚我都觉得窒息。
  领到背包和鞋带,我正式被释放了。弗兰克说,只要我在接下来的6个月不再犯事,这次逮捕就不会记录在案。我说我从来没犯过事,他说:“很好,继续保持,我想你也不想再经历一次了吧。”
  路口有一群人迎上来,来自一个服务抗议者的公益法律服务机构。他们准备了水和食物,还给我一张写着联系方式纸条,说他们会提供免费的法律服务。天很冷,看到他们守在那里迎接一个个被释放的人,觉得他们真让人敬佩。我向地铁走去,手机里满满的是朋友们的邮件、短信、电话和信息,凌晨5点,我回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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