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和睦家医疗集团（下称“和睦家”）首席运营官、代理医疗事务高级副总裁Jeff Staples来说，近期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帮助和睦家把即将建成的4家医院更好地落地。
从1997年算起，这家诞生于北京市将台路2号的外资私立医院，探索中国医疗市场已20年有余。20年间起先后建立起的5家医院。
Staples明显感受到了中国医疗市场的变化：随着国家和民众经济能力的提升，高端医疗的需求正在蓬勃生长。
Staples的看法，得到了春雨国际 CEO熊娟的响应。“今后国际医疗更大的海蓝市场，一定是把国外的先进管理模式和产品引入进来。”她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
跨国医疗机构涌入中国
Staples从事医疗及医疗服务已有多年，不过他来中国刚满两年。比起此前在阿联酋运营医院的经历，Staple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他最深的感触是，中国的公立医院十分的拥挤，患者的需求在一定的程度上难以得到满足。
“他们希望有更好的环境以及更好更便捷的医疗服务。”
据国务院下发的《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预测，我国的健康服务业（主要包括医疗服务、健康管理与促进、健康保险以及相关服务）在2020年总规模将达到8万亿元以上。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2016年人均卫生费用达3351元，相比2007年的828元，年复合增长率达16.8%。
强劲的市场需求，并没有得到有效的供给匹配。
熊娟告诉第一财经记者，近十年来，三甲医院的虹吸效应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增强了，导致医疗资源的不均衡，这使得一部分的中高端的医疗服务没有相对应的产品去满足。
与此同时，全球顶级的医疗机构正在涌入中国市场。这包括了美国麻省总医院、英慈医疗IHG、Medix等。这些较为成熟的大型医院或医疗机构，往往拥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医疗经验。
谈到对中国市场的看法，英慈医疗IHG全球总裁Hertford King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中国国内一些政策已经出台，公立医院已经开始把部分医疗业务剥离到院外，由社会资本承接。
Staples所在的和睦家20年前就已经进入中国，当时的身份是外资医院。不过，随着2014年被复星医药收购，和睦家逐渐褪下外资的标签，扎根中国土壤；服务的患者也从99%都是外国人，变成超过7成为中国人。如今的和睦家，虽深深地烙上了中国的印记，但其提供医疗服务的核心仍是美式“家庭医生”概念的延续。
美国麻省总医院则选择以合作的方式将业务触角延伸到中国市场。几日前，这家美国排名第一的研究型医院就与嘉会医疗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围绕癌症护理、医院设施设计、信息系统、护理项目开发等领域展开合作。麻省总医院国际特殊医疗服务中心主任兼首席营销官Misty Hathaway告诉第一财经记者，麻省总医院一直在探索中美在医疗、健康和研究方面的合作，包括提供远程医疗的机会。
在医院之外，以提供医疗服务为主的医疗管理平台也在中国找到了成长的土壤。
Medix是一家全球医疗管理供应商，他们通过与大型保险公司、银行、信用卡等金融机构合作触及患者。Medix CEO Sigal Atzmon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他们自2011年起，通过个人疗程管理、预防管理、医疗管理服务三部分，开始更多地服务中国本土患者，在过去三年中，亚洲贡献了超过35%的业务量，其中很大比例来自中国内地。
360健康诞生于2015年，剑指跨境医疗市场，明知竞争激烈而为之，自信不言而喻。除了安排出国问诊之外，360健康也为患者与境外医疗机构间的远程视频咨询提供预约服务。360健康方面称，截至目前，他们服务的患者已超过2000名。而因看到国内外药品种类、疗效等方面的差距，360健康推出全球好药业务以使患者直接触达国外医疗技术和药品，也与其此前逻辑别无二致。
春雨国际则把自己定义为“国际健康管理的服务平台”。他们诞生于中国本土企业春雨医生之内，帮助本土患者对接国外的优质医疗资源，有定制化健康管理服务、海外医疗增值服务两种主要形式。
熊娟丝毫不掩盖她的鲜明立场。她表示：“我向来不主张把病人带出去。现在通过互联网的方法能够获得国外的MDT（多学科综合治疗）的会诊意见，比让这个人出去一趟更好。更何况在医术层面，包括手术的能力，中国医生是很强的，并不比国外的差。只是后者的服务精神、服务意识更强罢了。”
第一财经记者梳理发现，国内外医疗服务最大的不同在于三点，一是对疾病预防及治疗手段的多样性；二是新药的上市速度和研发能力；三是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服务模式。而这些均可以通过加强国内外医疗资源的联动性而缩小差距。
Medix首席执行官Sigal Atzmon表示认同上述观点。他表示，和春雨国际一样，Medix也是如此。“我们尝试从多个源头寻求医疗资源，并努力把世界领先的技术带给中国患者，让他们尽量不再需要出国。”
“之前我们这边有一个乳腺癌患者，在医院检查之后都说可能坚持不过三个月。”熊娟向第一财经记者介绍，后来我们找到一个日本的专家，通过国际远程会诊，调整了她的治疗和用药方案，最终十分肯定地告诉患者，她至少还有6个月的时间。
“虽然只有短短三个月的可能和希望，对患者的心理却是极大的安慰。这个案例之所以对我意义重大，是因为医疗是强调可及性的，如果就近没有相关医疗资源的话，互联网是可以弥补这个缺陷的。少了舟车劳顿、少了文化交流的困难，又能获得同样的医疗资源，照应的是以人为本的互联网精神。”
熊娟表示，“国外的医疗及医疗服务模式和国内很不一样，我们很期待引进来。这样就可以在尽量不折腾人的情况下，让患者获得最好的医疗服务。”
医院之外的机会
三年前后，行业巨变，跨境医疗重心正在不断迁移。出国寻医的风口来去仅短短几年，鱼龙混杂意味着大量实力较差的业者在阵痛中苟延残喘。随着资本的聚集与玩家的增加，跨境医疗已来到一个新的海域，竞争越加激烈。但大跃进的发展也招到质疑：行业是否规范，如何破除三甲医院虹吸效应与黏性，又如何避免重蹈覆辙？
Staples是了解过这个国家的。他认为，如今中国的医疗，归根结底是供求关系的矛盾，所以要搞清楚中国患者的需求，而不是盲目的追求风口。他告诉第一财经记者，除了在医院中的一些紧急复杂的医疗情况，更大的需求来源于医院之外。
张强（化名）没有接受健康管理之前有240斤。他是一家新三板上市企业的董事长，由于没有健康管理的概念，持续这样的亚健康状态已经多年。当他逐渐意识到想要做一些改变的时候，身体状态已经非常之差。随后，在接近90天的时间内，私人医生和健管师通过远程的血糖仪、血压仪、体脂称等智能仪器，利用互联网实时获取数据，为其调整生活方式等状态。最终张强的慢性病得到了有效的缓解，血糖血脂均恢复正常，同时体重下降了60斤。
这是熊娟和她的春雨国际遇到的一则案例。她表示，“现在一部分的患者，其实身体状况很差，虽然他们会意识到去做一些改变，但是没有系统性的方法和专业的指导，并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医疗级的服务，其实并不仅仅是看病。”
事实上，随着移动互联、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更多医疗场景可以更多地在家庭和非医疗机构发生，比如疾病预防、慢病管理、药品供应、生活方式管理等。这些完全可以在医院之外得到服务与管理的需求引导着跨境医疗从业者开始转型。
Medix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国有超过1.2亿的糖尿病患者，但只有32％的人正在接受治疗；三分之一的成年人患有高血压，但只有不到5％的人得到控制，这增加了他们患中风和心脏病的风险；而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也在逐步上升。
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施子海此前在北京表示，2016年中国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已经超过2.3亿，预计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的阶段，老龄人口可能达到4.8亿左右
“即便是大病、重病，若提前发现进行健康管理，上医治未病。这个市场是非常巨大的。”360健康首席执行官陈华对第一财经表示。
此前，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称，鼓励扩大供给，刺激消费，加大医疗服务领域开放力度，加快形成多元办医格局。并支持推动发展专业规范的护理、健康咨询、疾病预防等服务，促进以治疗为主转向预防为主。
记者调查发现，中国跨境医疗的发展就是一部患者需求的导向史——从治是唯一的目的发展到治防结合的需求，从医院之中延伸到医院之外。现阶段的跨境医疗，线上线下的资源整合、预防治疗的手段融合、医院内外的场景整合，已经成为该产业绕不开的关键词。
破局之道
如今的和睦家大部分患者都是中国人，在北京中国患者已经超过8成，即便是在上海中国患者也在5成左右。相比入华之初99%的外国患者，变化不可谓不大。
国外医疗资源入华最难的痛点是触达患者，破局之道无一例外是本土化。
“我们第一家北京的医院是非常小的，主要针对外国患者，所有的医生也都是外国人。”Staples向第一财经记者讲述了和睦家本土化探索的过程，“慢慢的，逐渐有很多中国患者也过来治病，随着需求量不断增大，我们会邀请当地的专家医生来会诊，也会推荐病人到别的医院。”
此后，和睦家决定建立自己的诊室，通过当地医生和国外医生混合的方式来为患者解决问题。
“虽然现在医生大部分来自中国，但我们希望他们经历过国际医疗标准的培训，了解国际标准。”Staples表示。他告诉记者，他们浦东医院的CMO就是一个华裔的美国人。他拥有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以及哈佛大学的学位，之后来上海呆了10年，对于国内外的状况都十分了解。
如何在增多的患者和稳定的服务质量之间保持平衡？
“卫星诊所是突围方法之一，可以分散医疗压力，比如基础的护理就可以在卫星诊所解决。如果需要进行复杂的手术或者需要更高端的仪器，我们会再给中心医院传输病人。”Staples告诉第一财经记者，这也恰好满足了医疗服务便利性的要求，毕竟基础护理大多数人希望只有20分钟的车程，甚至在楼下就可以实现。
未来几年内，和睦家表示希望在每个医院周边都要配备4~5个卫星诊所。
跨国医疗机构想要将国外的医疗资源对接中国患者，必须考虑到中国市场的特殊情况。Misty Hathaway认为，任何的国际合作，了解法律和监管条例的差异十分重要。中美药物的可获得性之间的巨大差异可能会使临床合作复杂化。另外，语言、距离、和时差，这些问题会使交流变得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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