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马来西亚以巫统、马华公会和印度国大党组成的执政联盟已经执政长达五十多年，但近年来遭到反对派强有力的挑战。
21世纪经济报道 马航客机失联进入了第13天，马来西亚政府处理方式，引起了国际政治研究学者的关注。
马来西亚以巫统、马华公会和印度国大党组成的执政联盟已经执政长达五十多年，但近年来遭到反对派强有力的挑战。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也在2011年选举中遭遇最大一次挑战，反对党史无前例获得6个议席。
与此同时，近年来同处于东南亚的缅甸、泰国政治持续动荡。这些变局的背后原因是什么？未来走向如何？长期研究东南亚政治的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代帆进行了分析。
《21世纪》：这些年东南亚政局发生急速变化。2011年新加坡大选和去年的马来西亚大选都露出了端倪，执政五十多年的传统政治力量遭到严重的挑战。这一现象原因是什么？
代帆：去年马来西亚大选中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华人的选票基本上都投给了反对党。由此不仅导致了华人政党马华公会的全面失败，也导致了国阵在全国的整体得票率较低。这是马来西亚华人对国阵过去五十年中族群政策的不满。
其次，马来西亚国阵长期执掌政权，由此滋生的腐败严重，治理能力退化，激发民众的广泛不满。这次马航失联客机的处理也可以反映出来。随着代际的更替，年轻一代的马来西亚人——无论是马来人还是华人，将比上一代人更能接受民主政治的理念，他们更加开明，对社会治理和社会正义有着更高的追求。
新加坡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年轻一代对民主、政治运作、社会正义等有着不同的理解。另外，新加坡是个移民国家，但是据我去年在新加坡的调研，大规模引进移民的政策引发了选民的普遍不满。虽然人口的增长，尤其是高素质移民的增长，会促进经济的增长，但新加坡国内的基础设施，并没有为人口大规模的增长做好准备，比如公共交通拥挤、房价飞涨，都成为选民倒向反对派的原因。
《21世纪》：我们前天采访了马来西亚反对派领袖安瓦尔，如何评价安瓦尔对马来西亚反对力量的影响？未来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反对力量谁更有可能执政？
代帆：安瓦尔作为反动力量的共主，在反对力量的初始阶段确实起到了整合以及团结各方力量的作用。但就当今来看，安瓦尔更多是一种政治意义的象征，即使再次被捕入狱，也不会对马来西亚的反对派构成沉重的打击，甚至或许可以激发更多的反对派的支持者。
为了限制反对力量的发展及获得政权，马来西亚政府通过选举制度的设计，对反动党的发展施加了诸多限制。比如在上届大选中，虽然执政的国阵赢得了国会大多数席位，但整体得票率是低于反对党的。
马来西亚反对党不见得可以马上赢得全国选举，但他们的命运毕竟比新加坡的反对派更加光明。新加坡的反对力量就整体而言，仍然非常弱小，尤其是缺乏优秀的人才，无法在选举上与执政党短兵相接，因此短期之内无法改变在政治上的弱势。他们的存在，更多是类似一种监督的角色。
《21世纪》：如何看待东南亚国家政治斗争的手段问题，如安瓦尔案被指司法干预政治、如泰国的街头运动。
代帆：就整体而言，东南亚国家的民主发展，或多或少都存在各种问题，这些问题也反映在相关国家内部的政治斗争上，东南亚国家长期存在的社会多样性和权力分化则加剧了这些问题。比如马来西亚的安瓦尔案，就法律层面而言，是存在很多明显漏洞的。但是在政治的干预下，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的成为政治斗争的筹码。其背后正隐藏着不透明不民主的政治操作，以及权力的傲慢。
而泰国国内持续爆发的政治危机，难将之与“民主”二字挂钩。泰国民主党所追求的不是真正的民主，而是有利于己方的权力架构。可见，如果没有协商一致，没有对宪政的尊重，民主就会成为打压政治对手的幌子，这也是部分东南亚国家政治斗争的悲哀。
《21世纪》：近年来，缅甸和泰国的政治动荡也引起了国际关注。这两个国家未来的政治形势走势如何，还会继续动荡吗？
代帆：东南亚是个无论宗教、种族、文化，还是社会结构，都极度多元化和分化的地区。因此，当政治发展与宗教、种族，或者阶层分化等问题纠缠在一起时，往往令政治问题更加复杂。
在泰国历史上，政变频繁，宪法屡屡遭到遗弃。而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泰国政治更陷入恶性斗争的怪圈。宪法得不到尊重，共识无法形成。究其原因，既因为传统的政治力量不满足其权力被分享，被“民主化”，而试图维系其权力，也因为下层与中上层之间的利益分化。所以，在泰国的政治动荡中，既有泰国东北部农民的身影，又有“保皇党”和保守势力的介入。更严重的是，泰国分化的阶级正以不同的政党形成的力量集结，这对泰国的前途是非常危险的。但政治总是充满了很多未知的因素，也许在目前德高望重的泰王百年之后，泰国政治会迎来新的转机。
缅甸的情况不同于泰国。缅甸还处于民主化的启动阶段，如果缅甸会迎来民主的动荡，那么她真正在苦难也许还远没有到来。因为缅甸在社会多样性方面，更甚于泰国。如果没有精心的培养和呵护，民主化有可能打开政治纷争的潘多拉盒子。
《21世纪》：在东南亚诸国中，有无一些政治转型表现较好的国家？这些国家政治转型之后对经济的影响如何？
代帆：让人惊喜的现象就是印尼，印尼曾经是典型的威权国家。1998年长达三十年的苏哈托威权统治被推翻之后，印尼正式开启了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应该说，这十五年印尼民主化的成就巨大，政党政治发达，议会在决策中的作用突出，政权更迭通过选举来实现。从国家层面的总统和国会议员，到地方层面的省长和市议员，都实现了普选。此外，长期以来在印尼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印尼军方，也开始逐渐淡出政治活动。而且，大众参与政治的热情高涨，在种族到文化极端多样化的印尼，民主化也并没有带来政治暴力的显著增加。这都是进步的表现。但是另一方面，印尼民主的素质还非常低下。比如在地方选举中，黑金政治、朋党政治，以及不光彩的政治交易非常普遍。地方政治精英的主要的目标是夺取权力，往往忽视公众的政治参与。
《21世纪》：能否为近年来的东南亚国家的政治局势变化做一些归纳，他们呈现什么样的特征？
代帆：东南亚更多是个地理和政治上的概念而不是文化概念。因为东南亚无论是政治还是文化或者宗教，都极具多样性。基于此，我们很难对近年来东南亚国家的政治局势变化做统一的归纳。但是，东南亚并非没有共同性，比如，这一区域的大部分国家，都有被异族殖民和统治的经历，大多数二战后新独立的民族国家。从这点出发，我们可以发现，在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柬埔寨、泰国和缅甸，要么存在政治强人，如苏哈托、李光耀、马哈蒂尔和洪森，要么存在军人强权，如泰国和缅甸。现在，在强人政治谢幕的国家，政治无一不面临着调整和转型，但这一进程还远没有结束。在柬埔寨，一旦政治强人洪森退出政治舞台，长期积累的民怨极有可能摧毁其政治遗产，从而迎来民主化的阵痛。而缅甸的登盛，则是采取从上而下的方式，主动开启了民主化进程。所以，尽管表现方式不同，但是这些国家的传统政治运转都无疑不面临着的挑战和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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