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去东京时，我顺便拜谒了该市的多磨陵园(Tama cemetery)，去看望不久前去世的一位故人之墓。
在日本金融圈以外，大野木克信(Katsunobu Onogi)的名字没多少人知道。但在东京精英圈子当中，许多人却无法对他的名字无动于衷；他是长期信用银行(LTCB)的最后一任总裁，直到1998年不光彩地破产之前，这家机构一直是战后日本国力的象征。
如今，大野木的故事已成为一个发人深省并且令人羞愧的故事，不仅对日本而言，对华尔街而言也是如此。实际上，我敢说，大野木的故事应当成为西方银行家的必读故事，尤其是在美国重大次贷危机爆发10周年之际。
为何？首先，来看一段历史。我最早于1997年遇上大野木，那时他61岁，我在英国《金融时报》东京分社工作。他给我的印象是魅力十足、知识渊博：他在职业生涯早期曾在伦敦生活过，当时的日本正蒸蒸日上，那段经历让他精通英语，爱上了英语文学，并对外来思想产生了不同寻常的开放态度。结果是，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期，当日本的银行开始在泡沫时积累的坏账拖累下沉没时，大野木采取了开创性的举措，主动要求瑞银(UBS)跟长期信用银行成立一家合资企业，那是他为了拯救自己深爱的银行而采取的险着。
此举没有奏效。1998年，长期信用银行轰然倒塌，灾难接踵而来：大野木短暂入狱，罪名是隐瞒长期信用银行的坏账规模（10年后一家东京法院推翻了该指控）。他一手提拔的副手愧而自杀。高层经理们失去了养老金。接着，长期信用银行被卖给了凶悍的美国私募银行家，他们将其改名为“新生银行”(Shinsei)。
这段经历是日本战后崛起及泡沫后衰败的一个震撼人心的象征，我后来与美国金融家和日本银行家分别交谈了几小时，在此基础上写了一本书。与日本银行家的谈话令人难受。这些人极度忠诚地把自己一生奉献给了该银行，以为他们正在重建日本的荣光；至于说他们隐瞒了坏账，那是为了保护同事，而不是为了自己发财。如今，他们的名声和个人财富都烟消云散。采访过程中，在这些通常喜怒不形诸于色的中年人当中，有些人把头伏到桌上，默默地哭泣了起来。
大野木本人总是彬彬有礼、和蔼可亲、为人谦逊。到1999年，他不再是那个打得起（价格高得离谱的）高尔夫球的精英群体的一员。但他打网球。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历史书（他尤其喜欢有关南海泡沫(South Sea Bubble)的书）。接着，在他的财富不断减少之际，他做了在许多日本精英人士看来无法想象的事情：他开始每天去学校接孙儿们，而他的女儿们在工作。所有这一切让他越来越能从哲学角度看待曾经发生的事情。“我了解我的孙儿们，”他说道。他把这称为一种意外之“福”。他们崇拜他。
2008年时，随着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和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产，故事有了新的、预料之外的转折。一开始，大野木等日本银行家被那些与自己经历相似的故事、那些丢掉工作的高层经理们的遭遇吸引了目光。但接着，故事朝着不同方向发展：跟日本同行构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银行家没有失去养老金或者“自愿地”决定交出他们的财富。华尔街没有一个高层人士锒铛入狱。相反，他们基本保全了自己的巨大财富，通过管理他们的银行保住了财富。许多人得到了新工作。
我的日本银行家朋友们几乎不能相信这些。他们认为，在长期信用银行（或其他银行）倒闭时，他们的做法不算犯罪。但是，他们从不否认自己对日本金融危机抱有责任感。作为正派人，他们知道自己是可耻地一败涂地的日本银行体系中的一分子。所以，他们问我，为何美国银行家没有丝毫类似的难堪之情？为何华尔街巨头们不认为他们应当归还自己的部分财富？
我不知道跟他们说什么。像他们一样，我也对美国银行家们基本没受到什么责难感到沮丧。但我也对日本体系那么无情地对待正直的大野木和他的同事感到失望，因为发生在长期信用银行的事情——掩盖坏账，粉饰账目让它更好看——在当时的日本是标准做法。换言之，两个体系看来都极度地“不公平”——尽管做法截然相反——我不确定哪种情况更糟糕。
不管是哪种情况，当我在大野木墓前献花时，我只是希望有更多的美国银行家知道他的故事。
插图/肖纳格•雷(Shonagh Rae)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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