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保护主义情绪不断上升，加上自2011年以来全球贸易大幅下降，导致许多人猜测，亚洲出口导向型增长的时代将很快结束。这个猜测言过其实了。虽然贸易放缓需要作出回应，但亚洲处于有利地位，能够成为抵制保护主义的堡垒。事实上，亚洲可以在未来多年引领全球贸易。
但是，做出正确回应将需要清楚地了解贸易放缓的原因。政策制定者需要首先问一下，什么因素解释了出口增长放缓，以及这对亚洲经济体意味着什么？事情始于2008年的大衰退，那场衰退导致发达国家陷入低增长、低需求的环境，严重拖累了亚洲的出口主导型经济体。
近年来，发达经济体的问题又与中国的结构转型结合在一起，后者已导致亚洲最大经济体增长放缓。伴随中国结构转型的两个趋势对亚洲贸易产生影响。一是中国增长模式从出口和投资驱动转向国内消费和服务驱动。另一个是随着工资的上涨，中国正向全球价值链(GVC)的高端攀升。
这些趋势减少了中国对亚洲其他国家的进口需求。在日益扩大的中产阶层消费者的推动下，中国继续从亚洲各经济体进口消费品。但是，资本货物和原材料的进口减少了。相应地，中国从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总进口的年均增长率由2001至2010年的18.2%，降到了2011至2015年的4.7%。
这些趋势还减少了零部件的贸易，零部件相比简单装配产品具有更高的附加值。从2000到2015年，中国中间产品进口与制成品出口之比从63%降至约38%。
好消息是，这些因素要么是暂时的——比如说发达市场的进口需求疲软——要么是可以通过发挥地区优势的明智政策来克服的。
亚洲可以通过三条途径引领全球贸易。
首先，中国的经济再平衡和在全球价值链中向高端攀升，为中国本身开启了新的贸易机会。中国的生产数据证实，该国正在追随首先在日本、后来在韩国见到的那种提高附加值和打造创新能力的模式。
这暗示着，在东亚发展技术含量更高的区域价值链及相关服务，可以推动区域乃至全球贸易进入一个新的增长阶段。在这个新的贸易增长阶段，机器人的普及、微型化的进展、互联网连接的发展、以流程为中心的研发以及各种组织创新，越来越有可能在全球价值链上发挥重要作用。
其次，许多发展中经济体处于受益于中国再平衡的有利地位。从服装到消费电子产品，孟加拉国、印度、越南以及东盟(ASEAN)其他成员国面临着在全球价值链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取代中国的前景。这些亚洲经济体对出口导向的外商直接投资(FDI)越来越开放，并提供相对低廉的工资和相当高的劳动生产率。
第三，服务贸易为亚洲许多中等收入国家提供了新机遇。服务业是亚洲多数发展中经济体内最大的行业，但由于贸易限制、技能差距和互联网连接问题，目前服务贸易额很低。
数字化贸易、专业及金融服务以及全球价值链相关服务是具有贸易增长潜力的领域。中国和印度都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它们作为服务出口国和进口国的角色。东盟和南亚经济体有机会进一步发展旅游业——包括针对其他区域经济体的市场——和其他商务服务的出口。
为了利用这些机会，重要的是亚洲国家要继续实施结构改革以升级技能，为中小企业拓宽融资渠道，投资海港和其他与贸易有关的、数字化的基础设施，并减少境内障碍，比如繁琐的地方政府法规和劳动法律。
政策制定者应该抵制保护主义压力。相反，他们应该通过尽可能降低进口关税并加强监督非关税措施，实现商品和服务贸易的自由化。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贸易便利化协定》(Trade Facilitation Agreement)——迄今已有19个亚洲发展中经济体批准了该协定——有望降低亚洲的贸易成本。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等大型贸易协定，可以帮助达成服务的市场准入和推广优良的监管做法。近年亚洲从贸易受益匪浅。亚洲应继续实施各项明智政策，使其成为全球贸易的引领者。
加内山•维格纳拉杰是亚开行(ADB)经济研究与地区合作部顾问，庄巨忠是亚开行副首席经济学家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