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1947年发生于台湾“二二八事件”的70周年，和往年不同，北京早在2月8日就公开宣布将举办一系列纪念活动，大陆媒体随后评论说，“二二八”是岛内台独势力把持话语权的关键制高点，北京举办悼念活动“极有深意”，但这样的“深意”，看在台湾舆论界眼里，有的指为“黑色幽默”，但多数认为“八竿子打不着”。
“二二八事件”的背景，是台湾被日本殖民统治50年后，于二战结束后的1945年被盟军安排回归中国，但由于日本统治期间，与长期处于战乱的中国大陆相比较，台湾社会生活相对安定，加上日本为台湾引进西方现代生活方式与观念，使台湾社会与蒋介石统治集团发生各种不适应与摩擦，一方指对方“落后”，对方指一方”遭日本奴化”。
彼时的中国大陆，国共内战方殷，而蒋介石主导的国民政府所用非人，当时的台湾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陈仪在台湾的种种倒行逆施，早已怨声载道。“二二八事件”爆发之前，即有人在旧总督府门前掛上一幅漫画，画着一只垂头丧气的狗从后门溜走，前门一头愚蠢的大猪则大摇大摆进来，暗喻日本人走、国民政府来为“狗去猪来”、 “猪不如狗”。
事件的导火线是1947年2月27日发生在台北市区的一个警员打伤小贩意外，由于群情激愤，引起警员开枪杀人，闹得不可收拾，台北市民因此在2月28日发起罢市、游行，但又遭陈仪政府开枪镇压，终于引爆台湾社会潜藏将近两年的愤怒火药，发生全台湾范围的抗议、暴动甚至武装抗争。
几天之内，抗议民众几乎控制了台湾大部分地区，而陈仪在与台湾士绅、民意代表组成的“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斡旋的同时，在3月2日即电请蒋介石派兵增援，国民政府派遣的军队在8日抵达台湾，对无辜群众、社会菁英进行血腥镇压，到3月16日即成功击溃所有反抗团体及势力，但随后地毯式搜索可疑人物的“清乡”活动及屠杀行为并未停止，一直到5月16日解除戒严，国民政府对“二二八”参与者的杀戮才告一段落。
国民党对“二二八”的解读
70年过去，“二二八事件”造成的死亡人数，至今没有定论，说法从数百人、数千人、数万人到10余万人不等，目前台湾许多学者认为在2万人左右（编按：台湾当时人口约有600万人）。事件之后，在国民党威权统治下，所有媒体不见报道，无人公开讨论，在接下来长达40年的戒严之间，“二二八”对经历者而言，是一种禁忌，对事件后出生的人来说，几乎是一件从来没发生过的事。
但与此同时，事件朝着两个方向演变，其一是“二二八”的主事者陈仪与蒋介石政权，两者逐渐与“外省人”划上等号，台湾“本省人”与“外省人”之间的“省籍矛盾”愈衍愈烈，至今尚未完全平息。其二是在海外台独人士的推动下，“二二八事件”成为台独的制高点，具备现代意义的台独活动重新扬起。
“二二八事件”发生当时，国民政府将事件原因归咎於台湾人“奴化”与共产党操纵，并将事件定义为族群冲突、独立叛国，但在海外独派势力扩大事件的台独意涵之后，国民政府丟弃早期的指控，批评重提“二二八”就是分化同胞感情、挑拨族群对立。就是在此时，虽然多数外省族群与“二二八”无关，甚至是受害者，但国民政府将整个台湾外省族群绑成一个命运共同体，加剧台湾社会省籍矛盾。
到了马英九主政时期，在信息逐渐透明之后，国民党对“二二八”又有了最新的认定，认为事件与台湾独立、省籍矛盾无关，纯粹是陈仪施政不当的“官逼民反”，不应该追究蒋介石的责任，但此一说法可以解释事件发生的原因，以及事件初期的动态，却无法解释事件后期国民政府军队对台湾老百姓的屠杀行为，甚至事件是否与台湾独立、省籍矛盾无关，目前为止，也都还是争议性的研究议题。
在台湾民主化过程中，“二二八”的话语权主要落在台湾本土派、独派之手，从族群问题、反对外来政权、以至对北京强调的“一个中国”抱持敌意，一直向台独人士设定的框架靠拢，相对的，国民党在内政、两岸及国家主权立场上的作为不得民心，加上“二二八”话语权的丧失，眼看已经无力改变颓势，迫得北京不再顾虑国民党的立场，出手参与“二二八事件”史观的竞争。
史实让位于史观的竞争
中共和“二二八”的关联不深，确实有些“八竿子打不着”，但大陆八大民主党派之一的“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台盟），其创始人谢雪红，当年是“二二八”期间主要武装抗争者“二七部队”的领导者之一，因此台盟成为北京阐释官方对“二二八事件”史观的主要平台。
在2月23日的北京一场座谈会中，台盟中央主席林文漪定调说，“二二八”是一场反对国民党当局独裁统治的“爱国民主运动”， “与祖国大陆人民开展的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运动相互呼应，汇聚成了全国同胞爱国民主运动的巨大洪流，展现出台湾同胞薪火相传的强大爱国主义精神。”
在这样的定义下，“二二八”既没有省籍矛盾问题，也没有台湾独立问题，就是中共在中国大陆抵抗国民党独裁统治、台湾人民在台湾岛上也进行着一样的行动，后者甚至附属于前者，是中共领导下的反国民党独裁统治“爱国民主运动”。
台盟中央前主席张克辉会后在接受媒体访问时也重申前述观点，他说，台独势力长期窜改事实真相，将“二二八”污名为“台独先声”，是对历史和受难者的极大亵渎。
根据北京的立场，国民党早年给“二二八”扣上“背叛国家”、企图使台湾“脱离祖国而独立”的大帽子，是想要有一个血腥镇压的借口；而北京看台独论者，认为他们将“二二八事件”视为“台湾人要求摆脱国民党外来政权的压迫、追求台湾独立的肇端”，也是在曲解“二二八”的历史真相。
根据台湾独派的看法，除了认定“二二八”是台独的肇端，国民党为求镇压有理的借口，并不只是那顶“背叛国家”的帽子，更主要是“共产党操纵”的指控，这在那个国共斗争的风声鹤唳年代，绝对是一项更为严重的罪名，但不论独派或台湾学界的研究，共产党在“二二八”中的角色根本不足道，关于这个问题，北京并未积极主张。
在国民党、共产党、台湾独派的史观中，“二二八事件”的争议点，不只是中共是否参与领导、煽动，或台湾独立是否在事件中成为主流主张，至少还包含是否存在族群冲突，以及“官逼民反”或“起义”、 “革命”是否能用来定义“二二八”等，这些问题在各党先后不一的史观中逐渐混淆，史实的角色让位于竞争中的史观。
北京纪念“二二八”可能只是一个起点
北京参与“二二八”史观竞争的理由很简单，就在“反独促统”，从反驳台独的制高点出发，阻止台湾在转型正义的潮流中进一步滑向台独的论说框架，并将结论拉回“体现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
但北京此举的意义及可能影响却是多重的。首先，原先对台湾内部事务保持距离的北京主政者，开始公开、积极参与台湾“内政”，“二二八事件”可能只是一个起点。
其次的意义在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北京眼看国民党反驳独派不力，不得不出手参与的同时，将国民党当年的独裁统治划为中共与台湾人民共同的反对对象，这是否意谓北京要摆脱与当代国民党的纠缠，转而直接面对台湾人民，值得进一步观察。
再有，对台湾主政者历来的转型正义努力，北京多以“文化台独”或“软性台独”视之，如今既然以“共同反抗国民党独裁统治”作为与台湾人民“搏感情”（意指付出最大的努力来争取或是获得友谊）的手段，台湾主政者拆除蒋介石及威权统治年代的各种政治标签，只要不带有“去中国化”的象征，北京很难再表示反对。
今年在纪念“二二八事件”的场合中，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要“改变（事件）没有加害者的现状”，言下之意，可能是准备追究蒋介石的责任。蔡英文讲话后不久，台湾文化部就宣布改变对台北“中正纪念堂”的相关管理办法，后续估计还有进一步行动。“二二八事件”的史观竞争，仍处于现在进行式。
（封面图为228事件受难者照片及其家属。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责编邮箱：silva.shih@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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