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者已通过重大监管改革，增强了全球金融体系的弹性。如今，银行拥有比以往高得多的资本和流动性缓冲。处置框架已得到加强。衍生品市场被打造得更安全，而有毒的影子银行业务已被解毒。
但是，这一切不应是故事的结尾。现在是时候把重心从监管转到监督上了，原因有二。
首先，如果我们打算仅仅依靠监管，要求银行持有缓冲来防范每一种不测或风险，那么这将扼杀它们的活力，对经济的长期增长而言将不是最优选择。这可能也会鼓励套利和影子银行风险的过度积累，导致金融体系更加脆弱。
其次，监督可以做到监管无法做到的事情。有些金融机构能够安然挺过全球金融危机，并非因为它们的资本或流动性缓冲有多大，而主要是因为它们的风险治理比较稳健，这让它们对市场上的早期迹象做出回应。监测金融机构的风险治理，是监督者的一项重要任务。
监督者还应当审核新型业务（比如次级贷款）是否含有现有监管规定尚未覆盖的风险。我们需要通过监督去确认，监管是否提供了不当激励、推动银行积累过高的风险。
诱惑在于，监督当局去依赖简单、机械的监管规定，而不是承担上述艰巨任务。但在我看来，如果监督者躲在法规后面、而不是勇于承担责任的话，那将是道德风险的一个例子。如果经济体开始孵化重大失衡，银行无论持有多少资本金都不够。因此，监督者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监测银行及其客户的行为变化，发现扭曲和失衡的早期信号，并就正在浮现的脆弱点向金融机构发出警告。
简言之，在一定程度上把监督与监管结合在一起，是把监管的意外后果降至最低程度、防止积累过多风险和失衡的最佳途径。
监督者还可以发挥另一项重要作用：他们可以开启与银行业的对话，探讨如何提高金融中介的质量。
上次金融危机的主要根源在于美国的加杠杆。从2001年到2007年，美国私人和公共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从190%升至228%。从2008年至2016年年中，向国际清算银行(BIS)报告的所有国家的这一比率从202%升至246%。换言之，我们看到全球加杠杆的速度已跟“非理性繁荣”时期的美国一样快。
然而，我们并未看到商业活动出现相应的强劲增长。在金融危机后，各国需要快速债务增长来达到平平的经济增长。这种局面甚至可能比危机前经济和债务双双快速增长的组合更麻烦。
为什么会这样？问题可能在于金融中介的质量、而非数量。资金配置的方式可能无助于促进经济增长。信贷应该以有利于提升生产率、重振工业、促进创新以及创办新企业的方式提供。
日本金融厅(Financial Services Agency)正在改变监督方式，从后顾型、以填表为焦点的离散检查，转变为前瞻性、全局性地看待银行业和金融体系。希望这种转变会营造一种环境，让银行更容易创新，据此创造出可以与其客户共享的价值。更好的金融中介将意味着债务与增长之间的更好平衡。货币政策也将找到更好的传导渠道。
如果一家银行对中小型企业行使债务治理职能（通常很难对这类企业进行股权治理），并为提高企业的生产率而提供咨询和融资，那么这家银行就可以与客户一起增长，提高自身的可持续性。如果很多银行都这么做，它们将帮助重振当地社区，推高工资水平并把经济拉出长期通缩的泥潭。
日本亟需这样的良性循环。我认为这可能也是世界其他地区所亟需的。
本文作者为日本金融厅长官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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