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市是新加坡大多数社区的灵魂所在，一到晚上，当地人就聚集在这些室外流动摊档旁，享用物美价廉的晚餐。离我家不远就有一个，黄昏降临时，食客一家家坐在色彩明亮的长椅上聊天，享用数十个摊位供应的新鲜本地美食——从鸡饭到福建虾面。这幅夜景展现了新加坡的社区景象，它在各方面都是令人愉悦的，除了一点——夜市被阴森森的高层混凝土住宅楼包围着。
6月伦敦格伦费尔大楼(Grenfell Tower)悲剧发生后，人们想起了这个岛屿小国无处不在的高层住宅。除了该事件直接造成的恐慌外，格伦费尔大楼火灾使得人们更加担心居住在公寓楼里的生活，并在英国引发人们呼吁废弃一些新建大楼。高层住宅楼是社会失败的象征，这一观念不仅在英国深入人心，在整个西方亦是如此；正如J•G•巴拉德(JG Ballard)在他1975年的反乌托邦小说《摩天大楼》(High-Rise)中所写的那样，“这一环境不是为人、而是为人的缺失而建的”。
不过，如今时常被引为英国后退欧时代模板的新加坡，提供了一种鼓舞人心的不同景象——高层住宅楼不仅正常，还受到欢迎。的确，在欧洲或北美看来，新加坡公共住房（又称“组屋”——译者注）的故事可能近乎奇迹。
新加坡建屋发展局(Housing Development Board)成立于上世纪60年代，最初是为了拆除贫民窟。之后该部门成了目的不限的房屋建造方和所有者。高层楼房解决了另一个问题。除摩纳哥以外，新加坡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要在相当于半个大伦敦区(Greater London)的面积里塞进600万人口，把房子建高一点是有好处的。
如今，每5个新加坡人中差不多有4个人住在组屋里，几乎所有人都住在高楼里，这些混凝土高楼的侧面外墙往往涂成明亮的蓝色或黄色。这些住宅区基本避免了困扰着巴黎郊区和美国市中心住房项目的两个问题：犯罪问题以及社区与整个社会隔离的问题。尽管组屋由国家建造，但作为新加坡国父李光耀(Lee Kuan Yew)推动的“居者有其屋型社会”愿景的一部分，组屋的居住者几乎全都是业主，这一点是有好处的。
这些公寓本身价格低廉而且比较宽敞。老旧一点的大楼定期翻新。多数公寓楼附近都有夜市，就像我家附近那个一样，还配有公园和体育馆。一些新建公寓楼还有更好的配套设施，比如“空中花园”和屋顶跑道。（所有公寓楼都建有配置了高强度防爆门的防空所，但那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最重要的区别或许是，新加坡的住房是不同收入人群、不同族群混居的，国家确保每个社区都反映了该国整体人口特征。新加坡睿智的副总理尚达曼(Tharman Shanmugaratnam)喜欢说，尽管新加坡仍然有一些贫困家庭，但混居政策意味着新加坡不再有贫困社区了。这种说法令人瞩目，并且很可能只含有极小的夸张成分。
哈佛大学(Harvard)的经济学家爱德华•格莱泽(Edward Glaeser)把新加坡形容为“近乎完美”的城市发展样板，主要是因为它成功地应用了高楼。随着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口迁往城市、像伦敦这样的大都市把越来越多的人塞入老城市中心，建造高质量的高楼明显成为了城市发展答案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当然，新加坡模式并不完美。据新加坡人自己的推算，他们的怨气指数在全世界名列前茅。组屋居民往往抱怨电梯故障等问题，购房者则不满于无法在他们喜欢的区域找到可买的公寓。在格伦费尔大楼火灾发生后，新加坡也对高楼的安全性产生了担忧——尽管新加坡的火灾预防工作一向令人羡慕地出色。不管怎样，富人大多选择居住在由私人开发商建造的更舒适的公寓里——配有健身房和游泳池。
不过，尽管新加坡人多有微词，但几乎没人提到你会在西方国家听到的那种担忧——高楼不适合居住、是陌生的庞然大物、无法满足体面的人类生活。随着英国人在格伦费尔大楼火灾后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城市发展前景，新加坡模式或许反映出，一个混凝土高楼构建起的未来，未必那么糟。
译者/马柯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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