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著名的剧作家曹禺先生，是公元一九一○年九月出生的，今年的九月，正是曹禺先生诞生一百周年。九月以来，中国的文化界举行了多项有关曹禺先生的纪念活动，并讨论了曹禺对中国现代话剧艺术发展的建树，对这位在中国近代现代话剧史上曾经作出巨大贡献的戏剧家，表达了无比的尊敬和怀念。
海内外六十岁以上的中国人，几乎都知道曹禺创作的话剧《雷雨》，不少人看过《雷雨》的舞台演出，不少人知道这出话剧的声名。曹禺的《雷雨》，自上世纪三十年代初问世以来，在七十多年的漫长岁月里，成了中国数代人文化艺术生活中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元素和音符。其实，当年曹禺创作《雷雨》的时候，还仅是北京清华大学的一个青年学生。他的作品偶然让巴金见到，使巴金激动不已，立即全力推荐，使之一举成名。所以，曹禺视巴金为知遇的恩师，两人之间的师友之谊，至老不衰。
曹禺创作《雷雨》的时候，还是一个大学的学生，《雷雨》一炮而红，他大学毕业。在随后的六年中，曹禺一鼓足气，接连写出了《日出》、《原野》和《北京人》三个同样成功、轰动的话剧剧本，被视作中国现代话剧创作的一颗熠熠明星。可是，令今天的曹禺研究者们感到百思而不得其解的是，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九六年曹禺去世的整整四十七年间，这位大师级的剧作家，竟然仅只写出了三个话剧剧本：《明朗的天》、《胆剑篇》和《王昭君》。《胆剑篇》还是三人合写的，而《王昭君》是应周恩来总理的嘱托而写，自一九六二年开始动笔，到一九七八年完稿，前后竟长达十六年之久。一些年青的曹禺研究者甚至不得不怀疑曹禺的智力，是否大衰退？是否是江郎才尽？
其实，随着曹禺一起自一个又一个伟大的大动荡年代生活过来的人，对曹禺式的「江郎才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反右的年代、文革的年代，都是「非常不可说」的年代，一是不能写；一是不让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被尊为一代「文学巨匠」的沈从文，自一九四九年之后，除了埋头研究中国的历代服装、服饰，没发表过半个字的文学作品。相较之下，曹禺还能写出三个话剧剧本，幸运多了。
在上世纪的四十年代末，曹禺一起和老舍到美国讲学，又一起赴香港，再一起回归大陆。老舍在文革中含冤自沉，曹禺咬着牙根挺了过来，一直活到一九九六年，看到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光明和进步，这又是曹禺的幸运。
Τ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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