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九亿多农业人口的中国，「三农」问题成为中国社会经济最大最基本的问题，这是必然的事。十多年来，中国中央的「一号文件」，都是针对了三农问题，而一年一次的人大、政协会议，人们讨论、争论最多的，也正是三农问题，相信本次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也决不例外。
三农问题年年谈，但实际上中国农村的改革收效甚微，这和中国三十七年大规模的改革开放，形成了一个较大的反差。中国有关部门宣称，目前中国仍有七千多万贫困人口，但如果按照联合国的标准，中国的实际贫困人口超过一亿，而中国农民正是占了其中最大的部分。足见，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和红利，分享得最少的，正是九亿农民。这个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呢？关键在于土地。农民，是离不开土地农田的，农民必须拥有真正意义上自己的土地。上世纪四九年的土地改革，把土地分给了农民，把土地证送到了农民手上。可是，合作化运动，又让农民交出了土地证，土地就属于集体。人民公社化又使土地的小集体所有，变成了大集体所有。改革开放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把土地交给农民，这只是一种土地的承包。原先承包期只有十五年，九三年延长到三十年，九七年再延长三十年，到二〇〇八年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这个土地承包制「长久不变」。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当年出生的新一代农民今天已是三十多岁的青壮年，但他们和他们的子女却没有那个「长久不变」的集体土地经营权。也就是说，这一代农民，是一代根本没有土地的农民。
可是，因为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的，那些天高皇帝远的乡书记、村委会，就俨然成了农村集体土地的「主人」。在改革开放的数拾年间，一些地方的乡官，肆无忌惮地勾结开发商和私企老板，将集体的土地，甚至农民的宅基地，进行私下交易而大发其财。温州东溪村，原有可耕地八百多亩，八四年第一轮承包还有五百五十亩，到了九九年第五轮承包，只剩了三百二十一亩。五百亩良田都被「开发」了，农民不知情，村官发横财。这样的情况，在中国农村，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只是程度上的不同罢了。所以，中国农村有关集体产权和土地经营的法律、法规，其改革和修订，实才是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必须下达决心，进行大改大革。应该让农民拥有集体资产包括农田在内的股份权，在农村土地市场化的过程中，让农民一样获利。
有人以为，大量农民往城市跑，是个好事情，缩小了城乡差别。这是哪一家的政治经济学？青壮年农民跑光了，村子里只剩下「留守」的老弱病幼，这就是缩小了城乡差别吗？显然不是。现代中国，基本上还是一个农业国，农业依然是中国的第一产业。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城镇化，并不意味着是为了去农业化。中国有钱，可以大量进口粮食，但中国粮食问题特别是粮食安全问题的根本方针，还得立足于粮食的自给，不能被人卡着脖子过日子。所以，中国政府必须加大扶持三农的力度，迅速改变农村只见「留守」、不见青壮年的畸型现象，要真正让广大农民增加收入，让他们合理合法地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红利。
中国农民目前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是一比二点五，而两者人均纯收入的增速比例则是一比三点一。改革开放三十七年，中国的城乡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只是徒然多出了「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两顶桂冠。这正是年年出席「两会」的代表和委员们，值得深思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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