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情况下，国家能强迫公民做妓女？

第一种就是著名的橱窗女郎，欧洲首推荷兰。在阿姆斯特丹市中心的运河地带，连绵几个街区都是宇宙知名的“红灯区”。类似韩国首尔、比利时布鲁塞尔北站常见的营业模式，性工作者在一个巨大的橱窗后挑逗来往的路人。顾客一般是慕名而来的外国人，价格不等。进门办事，出门走人，可以来去如风，也可以持久缠绵，全凭腰包里面的欧元做主。

第一次去阿姆斯特丹时，笔者和朋友们，三个大老爷们不得不从红灯区的一片繁花似锦中穿过，因为火车站就在红灯区中心。

这里不能拍照。你一拿出手机，就会有橱窗女郎朝你叫喊，周围的保安也是一副“你敢照他敢砸”的姿态。仨人低头一顿猛走，途中顺带瞄了两眼橱窗。

边上的各种小店还有专业道具，价格低廉，外国游客还能享受退税，甚是体贴。

据统计，仅2008年，142个取得执照的妓院为阿姆斯特丹政府创造约70亿欧元的收入。因为有利可图，政府也会组织定期体检，发放避孕工具。这里的女孩大多来自中东欧、南欧、非洲国家，几乎没见过亚洲面孔。至于原因嘛，先卖个关子，最后再讲。

第二种就是传统的妓院。人们通常认为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是欧洲“性都”，但德国却是欧洲人均妓女数量最多的国家，甚至超过亚洲的泰国。2002年宣布合法化以来，德国最著名的产业特色就是妓院。从经济繁荣的法兰克福到传统港口城市汉堡，遍布形形色色的妓院。前几年，乘着互联网的春风，德国妓院可谓不断创新，不但家家有主页、有社交网络账号，还弄出一个卖春界的“大众点评”（Kaufmich.com），吸引全世界的客户。

第三种就是俱乐部，脱衣舞酒吧或者是性爱真人秀，10欧元进场，酒水钱另附。这种地方的收入一方面靠演出，另一方面就是靠酒水。偶尔会有酒托上来搭讪，但酒水明码标价。笔者朋友就曾被搭讪，还以为是艳遇缠身，稀里糊涂开了几瓶酒，几百欧元出去了。这种类似日本银座的陪酒或是国内某些KTV的公主，性交易都是地下行为。因为不是赤裸裸地卖淫，有点偏向娱乐业，所以有一些本地人从事这个行业。

第四类就是所谓的站街女，应招或者是高级伴游，还有把自己家作为营业场所的，层次有高有低。他们借助互联网的春风，把诸如年龄、身高、体重、三围、特长等资料放到网站上去，价格按天算，甚至不少人只是兼职工作。有些是靠熟人介绍，或者形成一个固定的小圈子，靠着脸熟和推特做熟人生意。这种模式类似于香港的“楼凤”，同一地点超过俩人便称为妓院，就要办证纳税了。

这种“散户”约占荷兰性产业从业人数的40%，是最重要的一支力量，在法国更是主力中的主力。法国妓院不合法，除了单打独斗，只能搞一些所谓的俱乐部。去年巴黎最负盛名的俱乐部妈妈桑——克洛德夫人刚刚去世。据称老太太年轻时侍奉过肯尼迪、卡扎菲、戴高乐、菲亚特老板、伊朗国王、以色列总统、罗斯查尔德，还有数不尽的中东大户。电影《克洛德夫人》就是根据她的经历拍成的。

值得关注的是，这里是欧洲华裔性产业工作者最多的地区之一，笔者听到过不同版本的“中国站街女”都来自巴黎：怀着淘金梦偷渡到法国的大妈，被蛇头骗来做工的妹子，生活成本高昂艰难维持的小妹，求学不成死不回国的留学生，还有寻求刺激的名媛千金。每个人的巴黎梦都不一样，但最终都踏上暗娼这条路。在巴黎打开某社交软件找附近的人，只要认真搜寻，都可以找到干这行的同胞，让人唏嘘不已。

哪里来这么多性工作者？

如果仔细观察脸型、肤色和发色，就能发现这些人大多不是本地人，都长着一副东欧、南欧、南美和东南亚地区的面孔。

早在柏林墙倒塌前，荷兰三分之二的妓女就是外国人。2008年，外国妓女人数更是达到8000-11000人，占荷兰妓女总人数的五分之四，中东欧国家占外国妓女总人数的一半。在日本，黑社会组织控制了7万泰国妓女；在加拿大和美国，不仅合法的妓女数量庞大，非法的未成年妓女也各自有20万之多。

发达国家尚且如此，发展中国家更是触目惊心：在性交易非法的泰国，仅曼谷就有20万妓女，占全国五分之二；在印度，妓女人数超过1000万，孟买就有10万人，其中90%受到黑社会组织的绑架和控制；乌克兰共有5万名妓女，其中一半以上的人只是为了给孩子和双亲赚点饭钱。

看似灯红酒绿，背后的故事却骇人听闻。本地人社保完善，衣食无忧，性产业合法化之后，兴旺的旅游业更会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

谁来做这一行呢？当然是穷国的老百姓。可笑的是，不是因为她们想赚钱，而是因为人口拐卖和绑架。

欧洲的性产业工作者往往来自解体后的前苏联地区，来自饱受战乱的巴尔干半岛。这是因为人贩子一般选择重男轻女的区域下手。为什么会重男轻女？农业社会的财富源泉来自于体力劳动，女性在这方面不具备先天优势，哪怕她再勤劳，也不过是一个劳动力再生产的生育机器。

这些地区的女孩可能只有小学文化，由于经济困难在家中的农场、附近城镇的小餐厅打工，每天收入可能也就几十人民币。人贩子告诉姑娘可以带她们去西欧打工，同时劝说她们的家人，说这些姑娘每年会给家里赚上万欧元。即使女孩们不愿意，姑娘的家人也会因为我们眼中的“蝇头小利”签下合同，抛弃自己的亲人，甚至亲手把姑娘送上人贩子的汽车。

人贩子背后往往是一个巨大的犯罪网络：有人负责“采购”，有人负责“运输”，有人负责“销售”。或绑，或拐，或骗，就这样，每年超过450万人来到发达国家。自愿也好，被迫也罢。犯罪组织有数不清的方法让人“自愿”加入这个行业：人身威胁，暴力殴打，甚至强制让女孩吸食毒品，让她为了吸毒而“努力”赚取毒资。

这不是什么新奇的犯罪手段，看看2008年的吕克·贝松担任编剧的《飓风营救》：女主角去巴黎游玩时被帅哥搭讪，接着就被科索沃黑帮绑架，直接就地卖给巴黎的黑妓院，万幸她爸爸是位老当益壮的美国特工，加上法国国家安全局朋友的帮助，一番殊死搏斗将女儿救出。但是，那些诱骗女孩来陌生城市游玩的“网友”，当街把女孩拉进汽车的“歹徒”，被当做商品拍卖的“处女”，靠毒品实现人身控制的“犯罪组织”在现实中一一存在，唯一不存在的就是受害人身后这样一位神通广大的特工爸爸。

总而言之，因为有利可图，跨国的有组织犯罪集团前往贫困地区进行人口贩卖，通过暴力和毒品控制“性奴”。哪怕没有暴力因素，试问，如果一个姑娘能通过勤劳和努力改变自己的经济状况，那为什么她要去做这行呢？

性产业合法化对穷人意味着什么？

它带来的不仅仅是老调重弹的犯罪问题，更是社会价值结构的崩塌。性产业合法化意味着不少女性正常的上升路径被动摇。

2005的德国经济情况尚好，一个姑娘拒绝了某个妓院的工作，因此丢掉了失业金。之前，她在一家信息科技公司工作，失业后去国家的职业介绍所登记，并在职业偏好一栏中她选择了“女招待”的工作。妓院打电话让她去应聘“女招待”，因为德国性产业合法，她的拒绝可能会惹上职业歧视的官司，而且拒绝国家介绍的工作，失业救济金很可能不保。国家行政部门也很无奈，毕竟妓院是合法公司，按期交税，还给员工上社保，立法部门认定它们合法，行政部门就要去登记妓院的招工需求。现在好了，合法化了，国家可以名正言顺地“逼良为娼”了。

荒唐事不止这么一件。日日新星（Daily Planet）位于澳洲墨尔本，是全球唯一一家上市的妓院。上市前，妓院需要接受评估与审计，但这里工作的姑娘算雇员吗？肯定不是，由于极强的人身依附，她们更像是妓院的“资产”。人能不能被算作资产且不讨论，那么资产折旧该怎么计算呢？按年龄？无奈之下妓院一方面决定“借壳上市”，把妓院包装成酒店服务业及其下属的物业部门；另一方面又将其资产拆分为房地产和房地产信托，试图实现“混业经营”。经历2003年股价一路狂涨后，终究跌到IPO价格的四分之一。原因很简单，如果是酒店股，每半小时90澳元（约合人民币425元）住宿外加90澳元性服务的“酒店”更容易受反性产业公共政策的影响。类似的情况还有香港的“爱夜蒲”（Magnum）。哪怕只是个夜店，香港当局在 “扫黄”问题上的一个喷嚏，股价马上大跌。

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性交易中绝大部分的收益被商业机构或者是犯罪组织掠夺，政府从性产业获得的收益和治理相关犯罪的社会成本不成比例，性产业工作者的获益更是鸡毛蒜皮。在穷人的角度看，性工作不是什么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也不是为穷人寻找新的生存途径，而是消解了正确的社会财富创造体系。这不是“笑贫不笑娼”，是现阶段根本无法消除性产业的罪恶，包括毒品、人口贩卖与走私、有组织的暴力犯罪以及结构化的人身压迫。

由此，路边10欧元一次的“大宝剑”就是一种贫穷消费贫穷的行为。有暴利就会有犯罪，如果这个利润足够大，那么就会有国家铤而走险。在全球治理的框架内，类似前段时间普利策新闻奖中的东南亚渔民奴隶，发达国家的性产业就是一种对发展中国家输出的结构性的社会灾难。试问如果没有性产业，真正的“富二代们”真的会缺乏性生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