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造富运动，无论从人数上，还从财富总量，均令西方瞠目，完成了资本主义国家一两百年的历程。过快的速度，导致了一些失衡，如果不加改变，不少富人会“返贫”。
此前，美国一份全球财富报告指出，亚太地区的百万富翁总数有望在今年超过北美，成为全球百万富翁最多的地区，其中中国的百万富翁去年已超过75万人，总数位居全球第四。
在这波造富运动中，有在中国制造的大潮中成长起来的“劳动派”，有眼光敏锐，成功进行互联网创业的“技术派”，也有抓住第一波市场化先机成功下海的“市场派”等等。
但是，经历三波“造富运动”后，目前中国经济已出现下滑趋势。自2000年以来，中国的财富效应呈现了明显的波次效应：
2005年以前是“世界工厂”和外贸创富的高峰期，之后随着人民币升值开始走下坡路；2006~2007年是股市财富高峰期；2011年创业板火爆，成为PE、VC财富高峰期。
2012年中国商业银行利润达到峰值，而随着利率市场化和流动性紧张盛极而衰；2013年，中国楼市财富效应很可能是达到峰顶了。
2014年，很可能是中国经济的另一大泡沫——短期理财产品达到峰值。中国人的财富主要借助这些上涨行情，低买高卖而获得的。
中华元智库创办人张庭宾认为，过去35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主要靠人口红利、廉价资源环境和民营机制创新。如果人口和资源都已经严重透支，民营经济发展遭遇权贵外资的遏制天花板，中国经济势必将进行一次改革开放以来最深的一次调整。
而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人过去传统的“单边做多”(无论是在实业、股市、黄金还是楼市中低买高卖)的创富模式，已经或正在走向尽头。所以他认为如果仍然依照传统的思维和投资方式，不要说未来财富增值，能够保住过去的财富积累都是奢望，甚至80%的富人都可能被打回原形，变成穷人。
事实上，中国已有十类最危险的富人，这些富人都属于短命鬼，财富与荣誉转瞬即逝。一位曾经采访过无数中国富人的资深财经记者，在谈到一些中国富人的可耻下场时，他说活该！
很少人意识到未来危机的严峻性，他们虽在中国国内是逞威的狼，然而现正面临全球虎豹的围猎。即便有所警觉，也大多数缺乏应对突围的能力。
未来3年内80%的中国富人将返贫，首当其冲的是矿产、房地产和钢铁等重污染领域。本质而言，是他们精神太过贫乏，物质太过嚣张，当社会游戏规则改变时，他们缺乏足够智慧改变自己，因而守不住财富积累。
由此可见，在资本市场的博弈中，多数富豪完全凭运气，没有投机的策略和实力，只是盲目投资被套牢、被吸金的陪客而已。然而，富豪们的财富缩水，被蒸发掉的可能不是资本，而是养老钱、救命钱。
所以，是提醒中国富人的时候了。大量老一代富人的不幸结局或者说惨痛的失败的原因，既和富人自身有关，也和其他一些因素有关。
第一类是赖昌星类——贪
赖昌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一起走私案的直接策划与领导者，他和他的同伙大肆走私原油、汽车、电子产品以及原材料，数额高达66亿美元。2011年7月23日下午，赖昌星被加拿大有关部门遣返回到中国。
这类富人制富手段除了胆大妄为以外，还有一条就是手中要有权力。这类中的富人如果不是东窗事发，没有人知道他们究竟聚集了多少财富！ 多行不义必自毙，可怕的是这些富人已经学得猴精了，他们早早给自己打点退路，在国外买房买地，妄图靠着不义之财颐养天年。
由于这类人本身一般与权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这类人的制富秘诀就是一个字贪，一般来说，只有手中有权力的人才有更多的机会贪赃枉法，而且因为机会多，熟能生巧，所以这一类型的富人制富手段越来越高超，胃口也越来越大。
第二类是牟其中类——骗
曾有中国大陆首富之称的牟其中因犯外汇诈骗罪后来被判处无期徒刑。与牟其中案可以合并同类项的另外几桩数额惊人的诈骗案件在这里有必要重新提一下。
比如1992年3月发生在延边地区的宇全公司集资诈骗3.62亿元；1994年，案发北京的长城机电科技产业公司诈骗案，总额高达10亿；而且1995年11月在无锡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的新兴事业总公司集资诈骗案，总额达到32个亿。
当然这些人在被最终纠出来之前，都是富甲一方的人，他们的胆子是钱喂出来的。牟其中的一条著名语录是：世界上没有办不到的事，只有想不到的事。
与赖昌星类不同的是，牟其中类更多的是用骗的手段。换句话说，赖昌星类更多的是以权换钱，而牟其中类则是反过来，以钱养权，再借权生钱。所以说许多诈骗之所以能够得手，与一些地方的执法力度以及执法环境有关。
许多诈骗分子往往上交权贵，下结亲信，平时出入阔绰，挥金如土。如集资诈骗3.6亿、挥霍1.7亿元的特大诈骗犯韩玉姬，在被判死刑之前曾是著名的优秀女企业家、三八红旗手、吉林省私营企业协会的副会长，这些人能量很大，关系通天，一旦有动静，耳目立即通风报信，以权压法，以情徇法，使司法机关障碍重重，阻力极大。
第三类是陈旭然类——结交权贵
陈旭然红颜薄命，生前是一主持人，死后才发现她不仅有豪宅还有巨款。由于她是意外死亡，被入室抢劫的民工害了性命，如果她不死，可能谁也不知道她怎么会有那么大一笔财富？
凭着她做主持人的收入，怎么也不可能成为这么一个富妹的。那么她是怎么敛财的呢？
据说和一位官员有关。有人给她罩着！当然随着美人香销玉殒，那位官员也被正式罢免了。但是那传闻中的3000万财产足以让陈旭然跻身中国富人之列了。
中国究竟有多少个陈旭然呢？没有人知道。这类人一般是靠结交权贵，从而获得制富的机会，而且一般他们比较有自知之明，一旦可能，就移民海外，希望以这种方式来开始新生活。
他们在生活中绝对不会像刘晓庆这个类型的似的，有事没事就嚷嚷自己是天下最有钱的人。
这类富人属于隐藏比较深的阶级敌人，他们的安全需要后台的稳定，陈旭然是因为意外结果连累了自己的后台被免职，但是对于这类富人来说最大的危险实际不是民工，而是反腐败的力度。
第四类是刘晓庆类——做事太嚣张
刘晓庆自称是亿万富姐。但是美人迟暮，屡屡传来因欠款纠纷而招致法院强制拍卖其豪宅的消息，虽然她本人一哭二闹三上吊，但是法院该强制执行还是强制执行了。
可怜的是她的八旬老父，晚年受此刺激，竟撒手人寰。唉，不是当年风光的时候，房地产商踪着上门送她别墅的时候了！也不是风头正劲的年月，据说在家乡办点什么事，都跟元春省亲似的排场——甚至听说有过警车做仪仗。
这类富人属于做事太嚣张，如果不是在得意的时候太张扬，估计不会收场收得那么难看。这类富人失败一般失败在虚荣和没有自知之明上。
第五类是禹作敏类——小农意识
禹作敏是天津大邱庄的致富的带头人。但他本人素质不高，属于人一阔脸就变的那种。他成功以后，派头大得难以想象。地县一级的组织，根本不放在眼里。他用封建帝王的那一套来统治大邱庄，在大邱庄他的话就是圣旨，绝对说一不二。
大邱庄的百姓，虽然很感激他，但却像敬神灵一样敬他，也像怕魔鬼一样怕他。禹作敏俨然是一个割据一方的诸侯，到最后竟然公然对抗国家司法机构，最后禹在狱中病故。
不知到他是否想过自己为什么有吃有喝有花不完的钱以后，不能踏踏实实地过几天日子，非要瞎折腾！
禹作敏类的富人在一些富裕起来的农村比较常见，他们不但搞一言堂，有的甚至缔结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欺男霸女横行乡里。
第六类是史玉柱类——自我膨胀
史玉柱和刘晓庆、禹作敏这样的类型存在巨大的不同，我们可以认为刘、禹所受教育不够，有自身的局限性，尤其是禹作敏有小农意识在作怪。
但是史玉柱不一样，他是软件科学硕士，下海创业后推出桌面中文电脑软件M6401,4个月后营业收入即超过100万元。
应该说史玉柱算是第一批资本家吧。他1991年成立巨人公司。第二年即出台38层的珠海巨人大厦设计方案。后来这一方案一改再改，从38层蹿至70层。
史玉柱走运的那两年，是1993年和1994年，巨人集团仅靠卖中文手写电脑软件在1993年一年的销售额即达到3.6亿元，成为中国第二大民营高科技企业，史玉柱成为珠海第二批受重奖知识分子。
1994年初，巨人大厦一期工程破土。当年8月推出脑黄金。史玉柱当选中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好景不长，1996年，由于巨人大厦抽血过量，再加上管理不善，巨人保健品市场迅速萎缩。巨人大厦资金告急。
1997年初，巨人大厦未能按期完工，国内购楼花者天天上门要求退款。不久，巨人大厦停工，巨人名存实亡。
史玉柱类的最大问题在于过分乐观地估计形势，在挣到第一桶金之后，不是谨慎投资加强管理，而是自我膨胀，以为良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结果哪里想到还真的就半途而废了成功了一半就断气了！
史玉柱绝对是当今中国商界最具争议和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早年，史玉柱凭借巨人汉卡和脑黄金迅速飞腾，然后因巨人大厦而迅速坠落。经过几年的蛰伏之后，史玉柱依靠“脑白金”和“征途”重新崛起，人生呈现一个精彩的“N”形转折，被誉为当代中国企业界的传奇人物。
第七类是胡志标类——依赖炒作
红红火火做标王，结果哗啦啦说倒就倒了。也许很多人认为胡志标的问题在于过分地相信中央电视台，一个有远大前途的企业被电视台毁了。
其实胡志标当初就是靠在广告上敢于投入取得成功的，问题在于，成功以后，他将这些偶然的东西上升为必然的规律，打算就这么照此办理。
结果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当然胡志标也好，还有秦池也好，他们的失败也有媒体的一份责任。
在人家好的时候，有些媒体不负责任给人家吹得天花乱坠，人家遇到问题和困难了，好多媒体又联合起来趁火打劫，落井下石。
结果是釜底抽薪，使这些名噪一时的企业厂家公众形象一落千丈，几乎丧失了生还的可能。
第八类是吕梁类——操纵股市
吕梁从组织资金进入企业筹划重组，到在二级市场控盘指挥，再到直接通过新闻舆论为自己造势，身兼三大角色轮转自如他是中国股票市场上三位一体的超级庄家的典型代表。
如果没有世纪之交中科系股票的雪崩，45岁的吕梁可能仍然选择往昔的角色：在国内证券投资的小圈子里名气很大，而在社会上却尽量低调，免为人知。
据说吕梁本属文化人出身，早年间既画画又搞文学创作，80年代中期从河北进北京后一直是自由撰稿人。
从90年代前中期开始，吕梁沉寂下来，不再以文人身份在媒体上曝光了。他自己的解释是从此下了海，从1996年正式算起，先是搞咨询，后来也直接指挥一些资金的投资运作。
据吕梁事后透露，他所组织的超级豪赌前后共动用资金7亿多元，而且参与此轮豪赌的还有一些北京机构。
那么像吕梁这样的富人，住着别墅，操纵着股市，他们是怎么干的呢？
在吕梁这件事情中，可以有很多个角度分析，但是有一点是不能怀疑的，就是吕梁深深地知道利用媒体的作用。他利用媒体画了无数张饼，这些饼吸引了无数的人跟着他走。
否则很难想象一个自由撰稿人出身的文化人能有那么大的号召力，能在股市上呼风唤雨。
第九类：邢利斌类——另类
提到柳林的煤老板乃至煤炭产业，就不能不说号称“柳林首富”的邢利斌。一名当地人告诉记者，邢利斌大概能算柳林名气最大的煤老板，但不确定是不是首富。
柳林当地一直有“四大家族”的说法，是指4名实力雄厚的煤老板。邢利斌与其他3人并列其中。
毋庸讳言，煤老板留给外界的观感不算太好。甚至柳林人也有许多调侃当地煤老板的段子，比方说哪个煤老板以前混黑道，以打架勇猛出名；哪个煤老板出奇地吝啬；哪个煤老板包养情妇最多……但对于邢利斌，各种负面信息很少。时至今日，仍有不少人称赞邢利斌耿直。
一名与邢利斌有过交集的人士称，“邢利斌去攀附高官时是什么样我没见过，但他和周围人相处时很低调，甚至是谦逊。邢利斌行贿时有多慷慨我也不清楚，但我知道他平时就舍得花钱。”
这名人士介绍，邢利斌是山西大学本科生，在普遍文化程度不高的煤老板中算是异类。他对周围人彬彬有礼，比如在饭局上，邢利斌会十分认真地听每个人发表意见，还不时点头附和。
“其实。桌上十几个人，就数他最有实力。”邢利斌舍得花钱，在柳林出了名。他买下的煤矿，给周围村民的补偿金，往往是最高的。甚至有村民一听说邢利斌要来村里开煤矿，就笑逐颜开。
一名柳林当地人士还介绍说，那些从前的副县长、局长、副局长，辞职或退休后，又到邢利斌的联盛集团担任管理职务的，起码有20多人。甚至有几人退休后，还带着儿子一起投奔邢利斌。“这也能反映邢利斌的个性。”这名人士说，凡是帮助过邢利斌的人，他都会回报。
2012年3月，邢利斌在海南为其女儿举办结婚典礼时，吕梁当地十几名厅、处级干部包机前去参加婚礼。
如今关于邢利斌的传言很多，有说他长袖善舞，通吃政商两界，还和演艺界的明星交情匪浅；有说他出钱出力，帮助聂春玉、杜善学谋得省委常委高位……传言真假难辨，但有一点可以确认，邢利斌本人在今年3月已失去人身自由。
他被带走后，联盛集团财务部还有多人被协助调查。此外，曾经风光无限的企业，已申请破产。
第十类顾雏军类——暗箱操作
一个始终与争议相伴的民营企业家。靠着他的资本运作，名不见经传的格林柯尔公司轮番上演“蛇吞象”的并购大戏，缔造了一个横跨家电和汽车两大产业的资本帝国。
但在将一系列国企收归囊中的同时，他的财富传奇在不少人眼里成为巧取豪夺、侵吞国资的代名词。一片喧嚣中，顾雏军被定罪判刑，他的资本神话也一朝覆灭。
造成舆论高潮的是，2004年8月，郎咸 平一篇《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指责顾雏军使用“七板斧”伎俩，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侵占国家财富，这场著名的郎顾之争裹挟了很多经济学家参与其中。
2005年9月顾雏军正式被捕，2008年因虚假注册、挪用资金等罪一审获判有期徒刑十年。
2012年9月6日，顾雏军获得减刑后提前出狱。近几年来，那些在改革大潮中风起云涌而又获罪的企业家在出狱后无一不选择低调归隐，只给当下的江湖留下一个远去的背影。
但顾雏军出狱后却异常高调，他聘请了知名的刑辩律师，向最高人民法院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了正式申诉，还对一些官员进行实名、公开举报。
出狱8天后，顾雏军在北京举办新闻发布会。目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已经正式受理了顾雏军的申诉，案件的最终走向还有待观察。而顾雏军也拥有了一个新的身份：超天才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名誉董事长。
在激昂的时代旋律中，顾雏军曾经是许多重大事件的中心和主角。顾雏军未来是否还能重返历史舞台也许并不重要。等待历史沧桑尽数远去，回望那些被宏大叙事所遮蔽的凡常生活，或可发现顾雏军不过是一个聪明、张狂而又执著的商人。
だ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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