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宽松政策只会撑住无力还债的企业，延长由产能过剩引致的通缩问题。为陷入财困的企业或地方政府提供财政补贴，结果也是一样。
长远来看，中国必须进行改革，摒弃投资最大化的固有想法。
中国人民银行再次降息，可能为股市带来几天的支持，但不会改变经济步向通缩的趋势。这次降息甚至也不会对贷款利率产生很大影响，因为驱动中国信贷系统的是政治力量，不是市场力量。
中国只能通过增加经济体系内的家庭可支配收入比重，来缓解通缩压力。否则，刺激措施只会让情况恶化。货币宽松政策只会撑住无力还债的企业，延长由产能过剩引致的通缩问题。为陷入财困的企业或地方政府提供财政补贴，结果也是一样。
长远而言，中国必须进行改革，摒弃倾向于投资最大化的固有体系。固定资产投资应从目前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一半减到三分之一水平，家庭可支配收入应从占GDP的40%增至60%。如果投资高于经济可承受的程度，泡沫、通缩及金融危机就会继续困扰经济。
中国在1998年至2003年期间经历了通缩，许多专家汲取了错误的教训：他们没有把这次通缩的原因归咎于1992至1994年期间的胡乱投机、投资，反而指责当局其后采用宏观紧缩政策来应对经济泡沫。当通胀在2004年重临时，主流意见认为应让通胀持续下去。当时流行的一个说法是：中国经济易冷不易热。
中国货币增长急速，已经导致通胀，稍后便会出现通缩。根据国内制度，分配到投资的货币供应量，比例会不断上升；也就是说，货币迅速增加，其作用就好像对劳动力征收通胀税一样，用来补贴投资，结果致导产能过剩，延长了通缩期。
当通缩降临，取悦大众的政策是增加货币供应。但这样做会适得其反。中国金融体系将资源大部份转化为投资，就连家庭贷款都通过购房转化为投资。当通缩的成因是产能过剩，延长产能过剩的情况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更糟的是，在中国，主要借款人是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他们不会真心忧虑还款问题，因为他们假定债权人将不断延长旧债还款期。最艰难的情况是新增贷款减少。因此，他们不担心利率会上升，大多数民企也有样学样。这个庞大的道德风险问题，正是通缩压力加剧、利率却没大幅下调的原因。
缓解通缩压力的唯一方法，就是增加家庭需求。而增加家庭需求，就只能通过增加家庭可支配收入来实现。但以任何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可支配家庭收入都异常地低。政府应该尽力在5年内把可支配家庭收入提高到50％，在10年内提高到60％。
首先，当局应当把员工的社保供款减半，为期三年。正因为供款额高，当投资过度、外贸顺差急升之时，储蓄率仍人为地保持在高水平。这些供款本意在于为日后老龄化的人口作未雨绸缪之用。但是，如果这些存款浪费在一些失败的投资项目上，这笔钱就会因亏损而消失。此外，可以逐步延长退休年龄，以弥补社保供款的不足。无论如何，这样做都是有必要的。
其次，当局应当把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从45％下调到25％，其他税率也应按比例下调。目前所得税收入占总税收6％，因为富人把费用支出拨到企业持股，所以实际上仅缴交25%税率。法定税率只适用于逐渐成形的白领阶层。因此，高薪的白领工作已经外判到离岸地区。推行只有缺点没有优点的政策，是不合理的。
第三，增值税应该从17%下调至13%。中国的增值税实际上是一种消费税。目前经济正面对产能过剩、消费疲弱的问题，为何消费税还这么高？
反对减税的主要论点是：地方政府财政困难。但我们要问：地方政府是否有必要花这么多钱？大多数正在迅速发展的城市，其实没有什么竞争条件，跟“大白象”没分别。现在正好是停止浪费性支出的时候。
此外，当经济面临通缩，财政赤字变得合理。中国可能需要增加相等于GDP 3%的财政赤字，以阻止贸易顺差过快上涨。若能做到这点，将有利于稳定国内需求，也能稳定邻国进口。如进口得以稳定，中国的地区影响力将日益稳固，但近日势头却是朝着相反方向走。要维护中国的影响力，有必要推出财政刺激政策。
长远来看，只有限制政府权力，中国经济才能重拾正轨。中国劳动人口具竞争力，在全球经济中取得了市场份额，推动经济不断增长。但政府行使权力，通过货币性通胀、税收、收费及社保基金制度下的强制性储蓄等方法，促使不成比例的收入流向投资，不问相关投资是否有必要。这最终导致效率低下，削弱劳动力的竞争力，令经济停滞不前。若不为权力重新定位，经济改革并不会带来有意义的转机。
谢国忠是独立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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